授以六藝，其中包括學習經義，算術，朝廷典章制度，律法，甚至騎射劍，術。
而州府，則再分門別類，加設中學，小學畢業的學生，再至中學深造學習，畢業之後，便可以選為吏員，甚至為官。
學業更精深者，則可以入京師太學，待遇同比官員，畢業後便可以在中央部門任官，或是到地方為官。
這一系列的辦法，其實王安石在學校改革辦法中早就提出，當年改革科舉制度，不試詩詞改為經義，已經是一大變革，而改革之後的效果卻並不好，考詩詞則考生專習詩詞歌賦，考經義，則專背經義，一樣的死記硬背，而百多年之後，更被設定八股，科舉徹底走到了死衚衕裡。
而王安石的本意，改革考試辦法只是一個開始。在各地興辦學校，教授以專門知識，然後以學校制度來取代科舉，才是他的改革中的精髓。
可惜在他身處的時代，受到的掣肘太多，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也沒有辦法在考試及學習的內容上做太多的變革，儘管如此，這種改革辦法都受到了太多的牴觸。
趙桓原也有意要複方田均稅、青苗、農田水利諸法，不過他花費在軍事上的精力太多，此時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精力與時間，來和滿朝計程車大夫做鬥爭。僅是方田均稅一法，其實和後世的一條鞭法與攤丁入畝類似，觸犯的全是士大夫的利益。青苗法，更在二十世紀被處於經濟困境中的美國政府借用，成為農業小規模貸款的模板，觸犯得罪地。卻是能有資格放貸的豪門富紳。
至於農田水利，趙桓不以法度，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佈施行，算是不行而行。
若不得借用考成法，還有諸多法門辦法約束，以宋朝官員的惰性，根本就想在任內百無一事的好，幾年功夫下來。不少冗官貪官紛紛落馬，而今上的利害官員們也多辦知曉，在政事上絕無阻礙，象神宗朝那些元老重臣敢在任地裡公然抗法不遵的情形，還沒有出現在趙桓治下。
饒是如此，趙桓仍然深切感覺，純以科舉辦法取得的中下層官員，其中當然有相當一部份勤勞任事公忠廉能地，然後大多數官員雖然不敢貪墨，卻也不喜多事。象改革成法。辛苦勞累卻又不能多得好處的事。交在這些官員手中，卻是事倍功半。他們能力不足，思維僵化。
甚至好好的法令頒佈下去，為了省事敷衍了事的，或是乾脆搞一刀切的，比比皆是。
所謂變法首要得人，也是當年王安石與宋神宗越次奏對時首先提出來的最重要的一點。
趙桓的變法經歷了幾年的時間，也已經到了準備從根本上改革制度的階段，而要想從根本上改革制度，則必須首清吏治，而清吏治，則不能僅僅從肅貪和任用能臣這個角度出發。所謂得人，便是要大批次地培養可用地人才。
秦檜身為佞臣，對“聖意”自然是揣摩的清清楚楚。自回長安奏對過幾次後，便在家裡安心研習王安石的著述，而更多地細節，則其實是趙桓每天用手札向他說明，旁人以為他這個參知政事待罪無事，哪裡知道他躲在家中，炮製了學校改革這樣一篇大文章。
現今的參知政事。不過是張所、謝亮、趙開、秦檜四人。前兩人，都是靖康二年之前便宣撫一路的大臣，又是赫赫有名的主戰派，其實觀其德才，不過是一路專任侷限，在參知政事的位置上，才能便嫌不足。好在趙桓不大需要有作為敢擔當的宰相，兩人便也隨班就列幾年，於政務上多半承命而行。而趙開則是理財能臣，手掌三司，實為計相，除財賦轉運外，一無所聞，秦檜奉命出外，裁撤地方，考核官員，為推廣減免州縣和考成法在地方上的實施，立下了諾大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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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中央機樞，多半仰仗皇帝決斷行事，在整個宋朝的歷史上，可稱絕無僅有。一者是趙桓聲望大漲，比開國帝王不惶多讓，二者是趙桓這幾年的精力全數用在軍務上，對政事的改革也只是以儉省財賦，杜絕浪費為主旨，對原本地政體較少觸動。
雖然如此，考成法等諸多舉措下來，反對的聲浪一波高過一波，宋朝又有家法不得誅殺士大夫，更不以言罪人，不少悍不畏死的中下層官員，包括大量的御史諫官，都對朝政上有著種種非議。若不是趙桓獨出心裁，以學習班的名義進行變相的處罰，又有李綱宰執為減壓閥，這才勉強支撐下來。而要大改成法，其實還要比當年王安石激進許多，改革的地方更多，則必須在中央官制改起，由宰執們改起。
趙桓的這種認識，又迅速轉化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