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史》，第 10、11—12 頁。
① 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531—533 頁，從 19 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16
所教會高等院校發展順序圖。關於深一層概括，見《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第 11 章（柯文著）和第 12
卷，第 3 章（費維愷著）；又見威 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 轉換時的中國》。
大學校長卜舫濟認為：學校應保持小規模，這不僅為了保持教員與學生接觸
的質量，而且因為“不信教學生成份過大會沖淡學校的基督教氣氛”。他還
把宗教課程和禮拜定為必修，並辯解說，如果學生不想信教，他不必進這所
學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區徐家彙（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啟的老家）特
別設立的耶穌會獎學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氣同時不乏權力的人物馬
良長期任耶穌會傳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員，又是一位改革家。他於 １９０３
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天主教大學。１９０５ 年他建立復旦公
學，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私立大學。這在前面已經提到。①
教會學校學術質量參差不齊。②有些大學在教學、計劃改革和教員業務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學有個新聞系，它從全國各地招生，而這個系的教員包括下列著名學者，如
中國史方面的洪業（威廉？洪），顧頡剛（民俗學），徐淑希（政治學），
吳文藻（社會學），文學方面的許地山、謝婉瑩（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趙紫宸。燕京由於地處北京，知名度高。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教會學
校，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前身為廣州格致書院），也取得許多真實成就。
然而，無論這些教會學校的學術成就如何，它們都會發現自己處於矛盾
狀態。雖然傳教士的最初目的是傳教，但有些傳教士很早就發現傳播世俗學
識也是可取的。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使他們的學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並使他
們逐漸致力於有利國家發展的一般世俗計劃。對於大多數在教會院校註冊的
學生來說，這些學校僅僅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學生們改信基督教的為數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們也不會讓自己脫離橫掃全國的“新潮流”。事
實上，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學生運動的前沿。
⑤
表 ３ 中國主要學院與大學及其分佈，１９２２ 年
② 瑪麗？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 年》，第 65 頁。
① 見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② 例如，中國官方《教育公報》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譯載一篇日本報道，把上海震旦學院
列為學術質量很低的大學；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 1103 頁。
③ 克拉倫斯？伯頓？戴的《之江大學：簡史》記載，1930 年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宗 教集會和課程不感興趣，
只有 25％左右的大學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屬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學生運動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學、滬江大學和之江大學；見盧茨：《中國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頁。
１ 、國立大學
國立北京大學
院校
分類數目
５
地點
北京 上海 天津 廣州 南京 武漢 福州 其他
×
交通大學（三個校園）①
北洋大學
東南大學（後為國立中央大學）
上海商科大學
２ 、省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