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院。在意識
形態上，彭禹庭在鎮平實行的地方政體有民族主義的特點，這顯然（用彭禹
① 梁漱溟：《北遊所見紀略》，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 287—288 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會委員長行營湖北地方政務研究會調查團編：《調查鄉村建設紀要》，第 75—76 頁。上述關於鄒平的說明
得益於艾愷：《最後一位儒家學者》，特別是第 238—278 頁。
庭本人的話說）來自孫逸仙自下而上實行憲政建設的概念。對彭禹庭來說，
不幸的是為環境所迫，他的運動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稱參加中國國民革
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進“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區實行“地方自治”的
必要前奏，因為社會需要保護自身防備政府軍隊（“土匪兵”）的搶劫和地
方官員的貪婪。最後，彭禹庭接管了鎮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幾個合夥人在鄰
近的幾個縣也這樣做了）。在蔣介石的追隨者於 １９３０ 年掌握了河南的權力
後，彭禹庭始終拒不遵從政府的稅收要求，使他成了一個受人注意的人。他
在 １９３３ 年被“土匪”暗殺。在南京政府決心實行地方社會官府化，並要徹底
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殘餘的情況下，像彭禹庭所從事的事業很難存在下
去。①
可以預料，南京當局也逐漸捲進鄉村建設中來。在南京當局的支援下，
“實驗縣”在蘭溪（浙江）和江寧（江蘇）建立起來，作為官僚政治的地方
改革的公開樣板。江寧與南京相鄰，被指定為江蘇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
的樣板。江寧實驗縣由中央政治學校——一個 ＣＣ 系的學校——的師生充任工
作幹部，公開宣稱是一個實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專案，也是一個供外界參觀的
鄉村建設縣。縣管理委員會監督縣長辦公室的工作，並直接向省政府彙報。
該縣稅制由受過訓練的、領薪水的職員管理（自本世紀初以來即提出的一項
改革措施）。全部稅收留縣，並在縣內支配——很難說是個可行的現實示範。
低層單位的邊界經重劃，以便與自然村和集市一致。鄉和鎮經過適當的訓政
期之後應該自治。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取得什麼成績。根據前江蘇省主席陳
果夫的證言，實驗重名不重實。實驗之陷入絕境在於縣長級的領導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沒有對地方社群的訓導。到了 １９３６ 年，實驗宣告失敗。該縣的
“實驗”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見，鄉村建設的型別眾多：西方影響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軍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型別的共同點是，都與政治密切關
聯。透過教育及經濟改革復興農村，意味著與政治當局建立起支援和保護的
關係。這當然是因為在一個組織起來的計劃中，任何同農民打交道的企圖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問題和合法性的問題，而不管該計劃是否有明顯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動。定縣計劃和鄒平計劃從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當局的同意或
默許。可以說，南京實施的實驗，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蒼白無力的反應。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獨立計劃不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國家政權的懷疑和反對：陶行知因有平民主義傾向和自主的作
風；彭禹庭因公開反抗國家機關。這兩項非正統的實驗都被扼殺。總的來說，
鄉村建設實驗最終都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