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組同 並不重新整頓地方社會的
造反暴力行動進行了對比。關於共產黨根據地政策 的表徵方面、抗戰時期根據地國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
和共產黨政府在建立 國家權力和控制方面的潛力，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 351—353、412— 414、
541、 795—803 頁。
③ 見唐納德？J。芒羅：《中國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國現代的人的概念》。
① 可以把這個問題看作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於是，物質技術——道路、無線 電、飛機、槍炮和圖書——
的發展，使最偏遠的鄉村也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 而非物質的信仰、習慣和價值觀又往往決定國家利益和
地方利益之間、官方 獨裁政治和非官方積極行動精神之間以及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間的平衡。 即使這
些包括於現代化這一名目下的過程正在明確地發生，但是，我們發現 這個概念不足以評估和區別各種各樣
的結果。關於這個概念起促進思想作用 的應用，見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又見蘇珊曼：
《評 G· 茲曼編》，《亞洲研究雜誌》第 42 卷 1 期（1982 年 11 月），第 146—153 頁。
第 ２ 章 １９１１—１９３１ 年中國的國際關係
近代中國的命運曾經與列強的外交政策糾纏在一起，特別是日本。雖然
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迴避有關中國的戰爭和條約的詳細編年史（像 Ｈ．Ｂ．馬士
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那樣），但追溯中國歷史的這個方面正變得更加
重要起來。如芮瑪麗在《革命中的中國》中所指出的那樣，外國人的存在及
其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活動，畢竟提供了 ２０ 世紀中國政治賴以展開的部分背
景。此外，不只是本叢書第 １２ 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國的存在”，還有列強
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影響了中華民國內部的發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
１０ 章旨在探索 ２０ 世紀中國歷史外部關係的來龍去脈，這自然要從舊秩序的
崩潰開始。①
① 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諾茲、馬裡烏斯？詹森和入江昭協助完成本 章的英文譯本。
溯源：作為東亞地區秩序的清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清代的皇帝在維護其中央政權方面曾經很有成效，這個政權統治著滿
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樣一些邊緣地帶，以及漢人密集的中心地區。軍事
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業都曾為清帝國的政治服務，混合使用，因地區
和民族而異。在所有這些亞洲腹地，清朝曾經用戰爭建立統治，並用駐軍維
持統治。在滿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領變為他個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
他庇護喇嘛教的領袖。在喀什噶爾（南疆），他任命當地的伊斯蘭教首領（“伯
克”）為官員，並認可穆斯林的教規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機構。滿族統治亞洲
腹地時，對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利用，像統治中國對儒教的利用一樣，顯示
了高超的技巧。①
對外貿易同樣要服從帝國的需要。北京未能保護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於
欠下當地漢族商人的災難性債務。但經由琉球與日本的貿易，與俄國在恰克
圖的貿易，與中亞（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以及與英國人、美國人和歐
洲人在廣州的貿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１９ 世紀以前，只有從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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