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陽，保全面子的好戲粉墨登場，也許還要持續好幾周。可以說，綁架案中的蔣、張二人很難臂挽臂地同機赴寧，亦不宜身著華豔軍服抵寧。委員長換上便裝，先行一步；兩個小時後，少帥穿著廉價的中國棉紡長袍，滿心悔意地尾隨而至。迎接委員長的有年邁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歡呼雀躍的20萬南京市民。” 。 想看書來
然後，有關各方開始對外公佈長篇大論－－但顯然是為妥善處理中國空前的重大綁架案而編造出來的。瀟灑、機敏、胸懷大義的綁架者張學良宣稱：“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惡。茲無顏隨節來寧……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請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所有顧慮也……”
蔣介石則宣稱：“此次西安事變，皆由中正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業經呈請鈞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職以明責任，定蒙鈞察……如中正懷有任何私慾或做出任何危害國人福祉之行為， 則人人皆可視餘為叛逆，甚至罰以槍決……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誠意，若中正怠於同志之革命理想，則手下將士皆可視餘為敵，甚至罰以槍決……，學良君已早日糾餘之錯（綁架），危機未得遲滯，中正深信國民政府會寬宥處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時對君做任何承諾抑或簽署任何檔案，皆無異於中國民族之災難……”
據認為，少帥可能攜帶巨資出國一段時間，並可能最終統率委員長手下的另一支中國軍隊。中國各地，人們對危機和平解決欣喜若狂，連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將軍”馮玉祥也宣稱，這是一個舉國歡慶的時刻，“本人要痛飲一瓶，以賀委員長獲釋”。
到了南京，蔣介石與張學良在重兵保護之下，極其隱秘地進行了一次長談，其話題被描述為“雙方的個人利益”。綁架者和被綁架者竟然會有“私人利益”，這可以滿足每個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鬧得沸沸揚揚。
政府圈子裡傳說，少帥將在獨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國法官和陪審員的審判，判決將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隨後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虛張聲勢中少帥被一名軍警帶到法庭－－警衛員像是在保護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這可謂到目前為止發生的最古怪的審判，當事人堅定地攬過所有責任，請求施以最嚴重的懲罰。法庭程式只進行了大約90分鐘，而法官和陪審員評議卻耗費了幾個小時，其間還不時向朋友們透露訊息說，判決將是10年有期徒刑。隨後，他們判決少帥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剝奪公權5年。少帥與唧唧呱呱說個不停的警衛員共同驅車來到財政部長孔祥熙博士的豪華別墅，環視周圍的奢華，靜候減刑。由於蔣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歲而終，他“不得不前去參加葬禮”，減刑姍姍來遲。少帥的朋友們懷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斷言少帥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關綁架的不同處理意見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喬治·菲奇的德克薩斯公司駐西安管理人員來到南京後說，據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蔣介石及其夫人、內弟宋子文、顧問端納、張學良）藉助哄騙楊虎城將軍的詭計才得以出城，本來楊將軍的部隊控制了綁架案。這種說法使整個事件更顯撲朔迷離。
綁架案的原始形態就這樣花樣翻新地再次登臺亮相，隱藏在這一切背後的主要現實是：中國走到一個關口，其領導人正考慮對日宣戰，並且他們清楚，如果沒有共產主義陣營的支援，任何中國領導人想贏得這場戰爭的部分勝利，也沒有可能。共產主義陣營的支援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蘇聯。
1937年的禁菸運動
源源不斷地向中國走私鴉片的船隻主人來自英國、日本和挪威。據稱，英國的一支遠航隊伍就有76艘船隻；而來自日本的許多鴉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滿洲國由陸路運往中國各地。1936年愚人節，鴉片生意成為中國政府專營行業，每月都有大約350萬美元的鴉片執照稅上交到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手中。
數年前蔣介石發起“禁菸”計劃，但各地執行力度參差不齊，效果亦不大。大體說來，中國警察會逮捕那些明目張膽的吸毒者，然後送進類似監獄的“醫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劑量將逐漸減少，直至為零，最後其身體會被強行刺上一種標誌，表示其毒癮已被“治癒”。日後，如果他們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處決之特權，無需再次費心勞神。中國的許多城市，時不時會處決吸毒者，每次處決的人數有多有少－－這要看吸毒者的親朋好友能否（用金錢）成功地說服警方槍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佈，從春節那天起，凡售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