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後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訊聯絡，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幾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後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願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
“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後，上海局勢動盪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麼打算？” 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儘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麼忙呢？ ” 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黃敬的延安之行影響了江青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 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於他的訊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佈，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於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絡，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透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博古批准了江青進延安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