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警廳拘留記》中，摘錄了張若名給他保管的日記中的一段描述：“在那三九嚴寒季節裡，我和隆真被關押在一間沒有火爐的破屋子裡，倆人擠在一張床板上。儘管監獄生活折磨得我倆不斷患病，但我們仍不斷惦念著監獄外面在戰友，彼此照顧，互相鼓勵，毫不屈服。”
一天，張若名的父親來到拘留所，向女兒進行“勸降”，要她“承認錯誤”，即可對她單獨提前“取保釋放”。
張若名義正詞嚴地回答父親：“學生抵制日貨的遊行請願，是愛國、正義、合法的。”父親聽了大為惱火，對在場的獄方官員說：“我不認這個女兒了！”
張若名和周恩來等難友一道，在獄中開展了絕食鬥爭，抗議被當局非法長期關押。獄外的“覺悟社”成員和天津###，也積極聲援他們的絕食鬥爭。北京的名律師劉崇佑，出於對愛國學生的深切同情，義務為他們出庭辯護。1920年7月，張若名和難友們終於全部獲釋。經歷了這次患難與共，周恩來和張若名更成了親密坦誠的同志和朋友，張若名甚至極為信任地把私人日記交給了周恩來保管。
他們出獄那天，天津各界群眾夾道歡迎，並把鑄有“為國犧牲”四字的銀製紀念章和大紅綢花佩帶在他們胸前，周恩來、張若名還代表獄中難友在歡迎大會上講話。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館，免費為他們拍攝了一張合影照，這張珍貴的照片後來為各大博物館珍藏。
張若名出獄後不久，覺悟社考慮到她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四位曾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4人赴法求學。但由於出國經費一時還難於籌措，就暫時擱置下來。張若名就暫時回到保定的伯父家小住。
這時，張若名的父母為了讓她不要在外面“胡鬧”，“惹事生非”，便四處張羅著為她“找個婆家”。張若名對父母搞的這一套“包辦”婚姻極為反感，她揹著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報了名，後來被家中親戚得知，報告了她的父親，父親立刻派人趕到保定，謊稱母親病重，要把她“接”回溫仁村。
張若名料想她的赴法計劃已為家人知曉，若自己回到家鄉溫仁村，恐怕就再難以出來了。於是，她下定決心，毅然棄家出走。她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說：“你們不要追我，你們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張若名到了北京，愛國律師劉崇佑聽說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學，無私捐贈出300元給她們做路費。後又在劉清揚父親的推薦、擔保下，由天津###借支了一筆錢，這才湊足了赴法經費，使她們如期離滬赴法。
赴法留學潛心攻讀馬克思學說
1920年11月7日這天，上海楊樹浦碼頭，停靠著一艘“波爾多斯”號法國郵輪。周恩來等百餘名中國學生登上了這條郵輪，準備漂洋過海，赴法國勤工儉學。
甲板上，18歲的張若名亭亭玉立，凝望遠方，她是這批留學生中僅有的三名女生之一，另兩名女生即是郭隆真和李昊。他們揹負著理想，滿懷激情，要去異國尋求革命真理，學習科學知識。
剛到法國時，張若名和郭隆真先住在地中海邊的蒙彼利埃，由中國留學生盛成幫助她倆學習法語。這期間，張若名作為北京晨報的駐法特約通訊員，為該報撰寫了二十多篇通訊，報道了中國赴法勤工儉留學生的生存狀況，文章真實而有見解；郭隆真也積極幫她蒐集資料，譽寫文稿。
不久，她們倆又到巴黎的一家雲母片生產工廠，一面做工，一面參加革命活動。1922年6月，周恩來和趙世炎等在巴黎組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張若名和郭隆真都成為“少共”最早的成員之一，並於1922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少共”秘密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峰”，大家採取互教互學的方式學習馬克思主義。由於張若名的法文進步很快，能熟練閱讀法文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經常擔任互教互學小組學習會上的主講人。她的宣講常得到周恩來等人的一致好評。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張若名將她在小組會上的講稿整理成文，如《馬克思主義淺說》《帝國主義淺說》等，在法國的《赤光》雜誌上發表；這些文稿後來油印成冊，發給共青團員和旅法華工閱讀，並被共青團中央編入了介紹馬列主義的通俗讀本中。周恩來回國後，也將這些小冊子帶回並組織出版，1925年3月，“中國青年社”即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淺說》一書。該書共四編，兩萬多字，其中三編為張若名所寫（筆名“一峰”）。
張若名在“少共”組織內，還擔負了一項特別任務，即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