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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以他卓越的軍事才幹應對了廣州起義的戰事，又依據形勢及時地提出了把隊伍拉往海陸豐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沒有被採納，因此他不僅不該是起義失敗且損失慘重責任的承擔者，而且應該對他的真知灼見給予肯定。
大約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為代表，前往香港負責廣州起義的善後工作。他召開有關會議，卻把葉挺排斥在外，並親自起草《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廣州暴動的決議》，做出“此次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完全系知識分子，表現極其缺乏指揮的能力，到了緊張的時候，便慌亂起來，動搖起來，不能堅決地執行省委原定以群眾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動變成軍事投機”的結論。
隨後，李立三坐鎮的廣東省委又做出《省委對於廣州暴動決議案》，給予黃平等7人撤消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等不同處置。葉挺也在7人之列，決議中有關他的文字這樣寫道：“葉挺同志任紅軍總司令職務，表現消極，應予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而與此同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卻對廣州起義做了一個截然相悖的決議，稱“廣州蘇維埃存在的時間雖然很短，可是對於中國現實革命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意義。”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將與中央意見相左的李立三調離廣東。3月，周恩來親赴香港，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做的錯誤結論和懲辦措施。
葉挺的留黨察看處分雖予撤消，但對他在起義中表現消極的指斥卻未被更正，這讓他難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將在莫斯科召開，葉挺前往蘇聯，一次次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訴，請求撤消對自己的不實指責。
申訴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米夫而得勢，他本人就是一個“城市中心論”的熱衷者，理所當然地牴觸葉挺那把城市起義隊伍拉到農村的主張。因此回應葉挺一次次申訴的，只能是冷漠、疏遠、排擠。
在有米夫參加的中共“六大”上，廣州起義又一次被抬到意義“非常偉大”的高度，甚至號召“各級黨部要詳細研究廣州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豐富經驗”。而起義的功臣之一葉挺，卻在會議期間被支到遠離莫斯科的黑海岸邊療養。
待葉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開完，而且他得知在廣州起義備受褒獎的會上，如何糾正對起義領導人不公正處置的問題，居然根本沒有列入議程。他又給共產國際寫了一封信，要求對廣州起義問題做認真的評議，還宣告若一個月內得不到答覆，就離開蘇聯。
此信一去杳如黃鶴；米夫、王明又攪了中山大學邀請葉挺的報告會，這使葉挺的革命熱情遭受了極大的挫傷，他懷著一種慪氣的情緒，離開了蘇聯。對此，周恩來當年就有過敘述：“廣州起義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做報告，共產國際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應該給葉挺申冤。”
葉正明對我們說：“父親離開以後心境漸漸平靜了下來，感到不該這樣甩手就走，不管怎樣委屈，事情還是應該對黨講清楚。於是他又回到蘇聯找共產國際，但沒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見面就規避，這才促使他前往德國，開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葉正明還告訴我們：“在恩施的時候，我曾問過父親當年為什麼要離開黨？父親對我說‘我沒有離開黨，是黨不要我啊！’父親的話從60年代周總理的一次講話中，可以得到印證。總理說：‘葉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過，那個以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沒有參加廣州起義，卻寫了篇所謂的《廣州起義紀實》，向葉挺身上潑汙水。葉挺寫了篇廣州起義的總結報告，卻不許他申辯，反而由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出面，通知葉挺被開除黨籍。’”
“根據這些材料，有關方面應該出面做一個正式的結論，說明我父親沒有‘自動脫黨’。我聽說當年共產國際的檔案已經解密了，前些時候王若飛的孩子王興和夫人張鼎丞女兒張九九去俄羅斯，看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材料。我希望有關研究人員能幫我們查一查，找出有關廣州起義和處理我父親問題的檔案，我父親究竟是被共產國際開除黨籍還是他自動脫黨，就會大白於天下了。”葉正明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透露著由衷的真誠。
葉挺何以“消沉”十年
7、“消沉”十年，在邏輯上是難以說得通/那期間母親每星期買一斤多肉，讓大家過過癮/“父親有時就會耍孩子的狡黠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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