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兒童院的老師組織輔導學習，並監督完成學校的功課。這種按年級分的班各國學生都有，老師也是各國的都有，德國的、保加利亞的等，班上都講俄語。
此外各國學生還有自己的管理班，這種班不是以年級分，而是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師也是本國的。擔任過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副院長的師哲，就曾當過中國班的老師。
到伊萬諾沃的第一國際兒童院後，擔任中國班老師的是韓鐵生夫婦兩人。在中國班裡，老師由淺入深地講授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傳統習俗，教漢語漢字，並講一些淺顯的革命道理。這樣的課一個星期有兩三次。愛祖國，要追隨父輩置身的革命事業等理念，就是這樣一點點注入孩子們腦海中的。
當時兒童院的生活、教育情況比較好，體育、音樂等活動也非常豐富，還教一些生產技能。陳祖濤就在那裡學過木工，教他的是個俄羅斯的老木匠，一週一次。“文革”中他被驅逐到農村時，就把木匠技能又撿了起來，打了不少傢俱。孩子們有什麼課外的興趣，兒童院就找來相應的老師指點，教助其發展特長。
比之父輩們正在奮鬥的國內根據地，這裡的生活和學習條件簡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爺是最公平的，這隻手賜予你點福祉，那隻手就會丟給你些災患。尤其是對那些將承擔大任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磨練是少不了的。
剛幸福了不到兩年，希特勒就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閃擊戰。德軍兵鋒直逼莫斯科城下，並揚言要到莫斯科城裡過聖誕節，陳祖濤他們很快就嚐到硝煙籠罩下的殘酷。
伊萬諾沃地處莫斯科西北，距離戰場比莫斯科城還近，而且附近有機場，成天飛機飛起飛落，飛機和炸彈的轟鳴終日不斷。到1942年冬天，共產國際已經準備將國際兒童院遷離伊萬諾沃了。
“兒童院的東西、庫存物資都分給了附近居民，不好帶的食品也分給他們了，我們每個人就是自帶著自己的行李，一個小小的揹包，隨時準備出發上火車了。但當一切都分發完了，準備已充分做好之後，戰事突然出現了轉機，圍困莫斯科的德軍開始潰退。於是，上面又決定不搬遷了。”陳祖濤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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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土豆救了命
4、“我們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命。”
戰爭一開始，特別是進入緊張膠著狀態後，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亂了。蘇聯最高層的注意力在戰爭，彼時的口號就是：一切為了前線！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時期那樣體貼入微。以往國際兒童院的主管上級是共產國際，1943年共產國際取消了，主管上級轉為蘇聯的紅十字會。紅十字會能力有限，只要能維持孩子們的生命，還能繼續使他們受教育，就已經是竭盡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戰火外，陳祖濤他們更深切和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昔日蘇聯政府的溫飽保障沒有了，配給食品對正在發育期的孩子明顯不足，匱乏的補充和一些生活必須品的採集，只能靠孩子們自己的雙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萬諾沃，做飯和取暖都燒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們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適的柴塊。雖然兒童院和學校就在森林裡，但在蘇聯，即便是戰時，森林裡的樹木也是不可以亂砍亂伐的，必須到指定的地點去砍伐。據說從沙皇時期，森林就受到很嚴格的管理，哪裡可砍伐，哪裡不許砍伐，砍伐後必須種植等等規範很細。砍伐區離駐地很遠，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開始伐木劈塊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來燒。
孩子們在學校附近開荒整地，種上了被視為蘇聯當家菜的胡蘿蔔、大白菜；在離學校較遠的地方，種植了大片直到現在俄羅斯低層的老百姓仍作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為路途遠，到那裡勞動都是乘坐馬車往返。
整個戰爭期間，孩子們大多數時間就靠土豆果腹。在地邊，用洋鐵皮水桶，把剛從地裡刨出來的土豆放在裡面煮熟，就像人們在《列寧在1918》電影裡看到的那樣，把皮一剝，在上面撒點鹽，便大嚼起來。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的。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誠、趙施格等等，個子都在一米六多一點。我的父親是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而我只有一米###。為什麼？因為我們正在長身體的時候，卻嚴重地缺乏營養，長期吃不飽。可我們畢竟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我們的命。”陳祖濤說。
許多年後，陳祖濤回顧起來，覺得經歷這樣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