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意思是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學說統統廢止，不許其
流行，只有這樣，全國的政令、整個社會的思想、行動才能統一。漢武帝就是
採納董仲舒的這個建議，推行他的尊儒活動的。
儒學的創始者是孔子，其後又有孟子、荀子等人。但漢武帝所真正尊起來的“儒學”，卻與我們從先秦古書上所讀的“儒學”與“孔子”有所不同，它是被董仲舒、公孫弘等改變了面目，用儒家旗號包裝起來的一種熔儒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理論於一爐而為漢武帝鞏固統治服務的一種學問。
漢武帝所尊之儒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是充滿神學氣。他們大講“天人感應”，大講陰陽五行，變儒學為宗教。漢代儒生甚至神化孔子，說孔子能預知他身後的儒派弟子將有被秦朝焚坑的磨難，到漢朝的第五個皇帝時將使儒學大放光彩等等，這些問題詳見於王充的《論衡》。
其二是明明白白地為鞏固皇權統治服務。他們鼓吹“君權神授”，說“皇帝受命於天”，“社會上的一切臣民都受命於皇帝”。他們改變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兩方面都有要求的提法，而將“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等都說成是上天意志的體現。而“三綱”中的根本一條是“君為臣綱”。這樣的理論當然是漢武帝所喜歡聽的。
公孫弘提議建立的“太學”，是漢武帝尊儒的一項重要工程。這是一個由朝廷舉辦的以培養儒學弟子、為各級官府輸送人才的地方。在“太學”裡任教的教官稱作“博士”，受教的學生稱為“博士弟子”。這些弟子們畢業考試合格後，分配到各級政府機關充當文秘人員。負責給本部門的長官起草上報、下發的各種檔案，這些檔案要一律用儒學的辭令、儒家的條文包裝起來。漢武帝本人下發的詔令，要讓大文學家司馬相如那樣的人代為起草，或代為修改，使用的語言和說話的口氣，都像是儒家的經典《尚書》裡的文章，都像商湯、周武王的說話那樣艱深古奧。所以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漢代官場的一些應用文，都是滿紙的“子曰”、“詩云”，一派溫文爾雅的樣子。
千秋功過說漢武（2）
漢武帝的這種統治被稱作“雜霸王道而用之”，這就是說，它既要用儒家的一些教條、一些詞語來欺騙人、麻醉人，又要用儒家外衣包裝下的秦始皇那樣的嚴刑酷法來鎮壓人、統治人，這就叫做“文武並用”，一方面有牧師的職能，一方面又有劊子手的職能。這種儒學一經確立，它不僅對維護漢王朝的統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這種作用一直影響到清朝末年。所以漢朝以後的歷代帝王都提倡尊孔，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漢武帝之茂陵漢武帝的尊儒與伴隨尊儒所推行的一些措施，的確取得了效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實行“推恩法”，讓各諸侯國的老國王劃分自己的領地以分封他的所有兒子為侯，從而把各諸侯國變得零碎不堪；同時又尋找藉口、編說罪名，把這些小諸侯加以取締：如芒侯劉申生因娶皇帝的女兒為妻，對妻子不敬，被廢除；祈侯劉它因陪著皇帝打獵而自己提前結束，被廢除；絳陽侯劉祿、寧侯劉指因走出自己封地的界線，被廢除；宋子侯劉坐因到邊境以外買東西，被廢除；邔侯劉遂因賣房子給公家故意提高價錢，被廢除；山都侯劉當、安丘侯劉指因打算到上林苑偷鹿，被廢除；河陽侯劉信因向人借錢六個月不還，被廢除……後來覺得這樣一個一個零敲碎打地處置不解氣、太麻煩，於是抓了一個諸列侯湊份子陪皇帝祭祖，交納的金銀“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好”為由，一下子消滅了列侯一百零六個。就這樣，自劉邦開國以來國內割據的威脅遂告解決。
其二是實行用儒家外衣包裝下的嚴刑峻法，使舉國上下更加戰戰兢兢、循規蹈矩。先秦儒家反對武力與刑罰，漢武帝是怎樣把儒學與刑罰巧妙地結合起來呢？當時的頭號酷吏張湯從儒家經典《春秋》中摘引出一些詞句，編成一本書叫《春秋決獄》，專門給當時的法官判案做引經據典之用，這一下子就使孔子成了漢代酷吏的祖師爺。班固在《漢書·刑法志》中記載當時的情況說：“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尤其是當時還有所謂“腹誹”之法。漢武帝為更簡便地進行搜刮，想推行一種新的貨幣。大司農顏異沒敢出面反對，只是嘴唇輕輕地動了一下。於是漢武帝說：“即使你嘴裡沒說，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