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吳永成在前世的時候，專門收集過過一些資料，也就知道得比較詳細一些。
在八十年代官方公佈的一些資料，人們知道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地右派分子，共有五十五萬左右。實際上的這個數字，遠遠不止五十五萬。而是將近三百一十八萬人，還有近一百四十四萬人被劃為“中右”。
那次的“反右鬥爭”，是透過當時的一位中央主要領導人借“鳴放”來“引蛇出洞”的。
當時，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按照中央的安排，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各個階層的人提出各種意見。
用那位偉人地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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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但人們還是心存顧慮，站出來提意見的為數不多。
之後，在全國大小報紙地鼓動下、各級領導的動員下，一大批知識分子、工人、幹部懷著對祖國的一片赤誠，針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但隨後，噩運就降臨了。
中央的那位偉人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M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地，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接著而來的，就是在全國各個單位深挖右派分子：只要你提過一點意見，或者說過對黨稍微不滿的一句話，那鐵定會在頭上增加一頂“右派’”分子地帽子。
那是中國遼闊的大地上，被逮捕、改造、下放的知識分子遍佈四面八方。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直至到了一九七八年，那些所謂地“右派”分子才得以平反、昭雪，才得以走上了正常人工作、生活的軌道。
可是，那二十二年的改造，對這些無辜者來說，不僅僅是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也是讓人痛不欲生的青春年華的損失，甚至於不少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想不到楊總工也是那時候的‘右派’？真是命苦呀！”胡云珍聽到這裡，不禁感慨地說：“五七年的那個時候，吳縣長估計沒有經歷過，我那會兒也就十四、五歲了，懂得一些事情了。聽老人們常說，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一些為老百姓們說了實話的好人，也都是有本事的人。唉，都受了老大的罪了。”
吳永成卻知道，楊志傑能被下放到這裡來當一個普通工人，也算是一定程度上走了運了。他前世看過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報告文學，有不少的知識分子慘死在那個時代。J省的人們一貫心腸善良，楊志傑能有那個結局，說不定也是當時的人們照應的結果。
“說實在的，比起我當時的不少同類來，我還算是幸運的。”果然楊志傑又喝了一杯酒後，臉上現出一種劫難餘生的萬幸表情：“到了你們J省以後，無論是領導，還是工人兄弟們，對我也很照顧，基本也沒有吃多少苦頭。只是苦了小曼了。我們當年剛剛結婚，她就有了身孕，一個小姑娘家的，受了我的牽累，跟著我跑到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水土也不服，受了不少的苦啊！”
“我苦算什麼？只是苦了我家的小三兒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