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這樣的國際組織，將必須學會要求它們在發展中世界的客戶把創造就業機會，尤其是在以向發達世界出口為目標的製造流程中創造就業機會，作為首要的政治和社會任務。
對那些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來說，這一直是其主要優勢。這些國家現在都是“近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有很多觀察家都認為，韓國將是下一個完全發達的經濟“強國”。這些國家和地區能有這樣的成就，就是因為他們把在面向出口的製造業中創造就業機會擺在了首位，讓所有其他考慮都服從這一目標。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政府實行的自由市場和準跨國政策。
巴西在最近15年裡的經濟成功也直接依賴於其對創造就業機會的高度重視。然而巴西的例子也證明，這其中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對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視會導致社會緊張。這一定會同時引起社會不平等。在這樣一種政策下，政府必定會鼓勵管理者群體享有類似於發達世界中管理者享有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標準。或許，他們甚至需要生活得更好一些，即使僅僅是為了吸引和留住來自發達世界的知識型人才，不管是企業經營者、科學家、醫生，還是工程師。在這同時，這個國家必須要在勞動力成本和生產力方面具有競爭力，而這意味著為了保持製造業中就業機會的迅速膨脹，他們必須讓工資的增長始終滯後於生產力的提高。這會在少數的上層和中層群體與迅速增長的工薪大眾之間造成非常危險的社會不平等。
事實證明，相反的政策甚至更加危險。印度就一直奉行這樣的政策：漠視創造就業機會的緊迫性，或者最多是嘴上說重視而實際上卻不以為然。
印度政府的確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正嘗試著給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規定一個最高收入限額。醫生、工程師、高階管理者和大學教授，他們的稅後年收入不允許超過6 000或7 000美元，其中包括了福利和“額外津貼”。即便如此，這些人的年收入仍舊是一個農民家庭可能賺到的年收入的50～100倍。對這樣一個有80％的家庭生活在農村的國家來說，這種收入差距代表著極端的社會不平等。但是，同一個訓練有素或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能夠在國外賺到的錢相比，這個得到容許的最高收入簡直是微不足道。另外，在一個住房、汽車、就學、報紙或書籍等現代生活便利設施的擁有成本比西方還高很多的國家裡，這個收入也大大低於他們達到城市中產階級的最低生活標準所需要的收入。因此，在各個層次上，訓練有素的、擁有技能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人都在源源不斷地外流。而在留下來的那些人當中，官方的政策會導致大規模的*和普遍的憤世嫉俗。
第3章 管理鉅變：新的人口結構和新的人口動態（28）
就業機會的創造還引起了另一個問題。真正重要的不是就業機會的數量，而是富有成果的就業機會的數量。沒有成果的或者不那麼有成果的就業機會，實際上會抑制或阻礙生產性就業。事實上，它們能摧毀就業機會。
這一次，又是同樣的國家和地區最早也最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中國的香港做得尤其突出。直到1979年越南難民開始湧入這座城市之前，在英國殖民政府基本上撒手不管的情況下，每一個來到香港的華人移民都可以在華人社群的幫助下，在幾個月內找到一份生產性的就業機會。華人社群以華人的傳統嚴密地控制著工資，儘管這種控制是非官方的，是透過社會壓力而非規定和法令來實現的。公然的剝削令人不滿；但是，可能讓香港喪失競爭力的工資上漲壓力也同樣讓人皺眉。“生產力是我們的一根準繩，”香港一位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解釋說。“工人們有權利最大限度地得益於生產力的提高，而僱主們必須提供相應的資本裝置和操作方法，以確保員工們能夠工作得‘更聰明’並創造出更大的價值。但是，就像在當前的生產力條件下低工資會損害經濟和社會一樣，沒有生產力的高工資也會造成同樣的後果。”這無疑是理想化的，但它也的確是正確的原則。在這同時，香港一直保持著非常低的“一般性社會投資”，尤其是對基本上沒有生產性的政府工作崗位。
過去，尤其是在尼赫魯（Nehru）執政的早期，印度曾經非常熱衷於任何規模龐大的專案，不管是核反應堆還是鋼鐵廠。在最近幾年裡，印度開始強烈地反對這種規模至上的盲目追捧。但是，如今官方言論對相反做法的過分強調也同樣是迷信的、有害的。例如在最近幾年裡，印度政府一直試圖取締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