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層的任務是要使人力資源變得富有成果。
現代社會中的組織，各個都是為了單一的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提供產品和服務；企業是經濟組織。醫院的存在是為了照顧病人，大學的存在是為了給明天培養受過良好教育的領導者和專業人員，等等。這些組織中的每一個都應該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還應該專注於一種服務。
在目的單一的組織中，決策的基本原則是“追求最最佳化”：要在一邊的努力和風險與另一邊的結果和機會之間找到一個最令人滿意的比率。
然而在一個政治程式中，你不會努力地追求最最佳化。你會努力地做到“令人滿意”（正式的決策論術語）。
當一個管理者知道自己不能勝任時，他必須有勇氣說“不”。最不負責任的做法就是明知能力不足還出於好意去承擔。
現代國家的理論認為，社會中將有一個“多數群體”和一個“少數群體”，而由於兩者的相互作用，一種國家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將會形成。
一個新的管理者，不論他管理的是企業、醫院還是大學，只有不再把自身視為某個“特殊利益群體”的代言人，並且也不再被別人看成是這樣的代言人，他才會成為有效的管理者。
公共利益的代表，“普遍意志”的代言人。
管理者將會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除了追求組織的績效，他們還必須要成為領導者及整合者。
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很少有哪種新的基本機構、新的領導群體、新的核心職能像管理層這樣形成得如此迅速。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少有哪種新的機構這麼快就證明了自身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更是很少有哪種新機構的出現只遭到了這麼小的反對，只引起了這麼小的騷動和爭議。
未來最大的挑戰和最大的變化肯定屬於最高管理層。
在20世紀，很少有哪種新的社會機構、新的社會職能像管理層這樣形成得如此迅速，也很少有哪種新的機構這麼快就變得不可或缺。但是，也很少有哪種新的機構、新的領導群體，曾經接受過如今動盪時期的管理對企業以及公共服務機構的管理層提出的這種考驗——如此苛刻、如此富有挑戰性、如此令人興奮。
《功能社會》語錄（1）
在全面戰爭中，工業中的個人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和一個明確、既定的社會身份，這一事實一定要用來建立一個永恆的功能型社會組織。
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危機蘊藏著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工業工廠成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單元，但還不是一個社會機構。工業社會只有當工廠給予工廠成員以社會身份和地位時，才能正常運轉。而且，只有當工廠的權力是建立在工廠成員的責任和決定基礎之上時，工業社會才能是自由的社會。
首先政府就會透過稅收機制來重新分配收入。最終，幾乎毫無例外，政府會努力成為國家經濟的掌管者，或者是經濟的主要擁有者。
巨型國家作為財政國家是其最不成功之處。沒有哪個國家在成為財政國家以後成功地對於收入進行了再分配。事實上，帕累托法則發現收入額分配在社會主要階層的分配取決於國家經濟生產力的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越富有活力，那麼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經濟越沒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於是，帕累托法則聲稱稅收並不能改變這種狀況。但是財政國家很多的舉措都是基於這樣的主張，即徵稅可以長期有效地改變收入的分配，但是我們在過去40年裡的經驗否定了這樣的看法。
最糟糕的是，財政國家已變成了一種“政治分肥國家”。如果預算的制定要從支出開始，那麼就不會存在任何財政紀律，於是政府支出變成了政治家們購買選票的手段。
*國家政府信奉的一條基本法則是當選的人民代表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保護選民的權益免受政府貪婪的掠奪和侵害。
對於政府的失望不分國界，也無關意識形態。這種現象在白人國家或者非白人國家都一樣普遍。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這種對政府的失望也許就是一種最深刻的斷層，因為它標誌著在當代人和他們的上輩人之間存在著一種鮮明的態度和心情上的改變。
沒人相信，年輕人更不相信，如果把事情交給政府，衝突、問題還有決定就會消除。相反，政府在年輕人看來本身就成了邪惡的“特權階級”。甚至老一輩的人也沒幾個相信政治太平盛世的到來會是由於政府的控制。
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