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則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築外城之效。他想象，在這樣“內外城”的雙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權應該是固若金湯、無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視了一點，堅固的城牆固然可以成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時候它未必不會變成對自己的禁錮和圍困，變成插翅難逃的深淵。那城牆，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這種相反的恐懼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給長孫朱允炆的政治遺產當中，最令後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過於強大的“郛郭”———他的諸位擁有重兵、不可一世的親王叔父們。朱元璋兩腿一蹬，滿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卻從此生活在焦慮之中。倘仍用“內外城”打比方，當時的情形是，外城過於高大強壯，內城卻顯得卑阜弱抑，似乎隨時可被前者所壓垮。這一點，朱元璋在世時顯不出來，京城端坐著一位威儀照人的開國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針，有他在，一切風平浪靜，世界匍匐在他的腳下。然而眼下京城已經易主，新皇帝年僅二十二歲，所有的親王都比他長一輩，而且各自在封地都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其中燕王、寧王這幾個重要的藩王，更在長期的邊防生涯中受到軍事鍛鍊，能征慣戰；相比之下，朱允炆雖然在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處理一些政務，但僅限於審閱奏章等案頭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議等這樣一些很狹小的範圍，對複雜而實際的政治他並無體驗，朱元璋也從來沒有委派他出外帶兵打仗，在實踐中培養他的領袖氣質、自信心、才幹和威望。同時，多年正統的儒家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個仁柔、文雅、理想主義、書生意氣的人，這樣一個君主，在他的人民看來是可愛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裡，卻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輩。
一邊是缺乏經驗、文質彬彬、年輕望淺的“侄兒皇帝”，一邊是歷練已久、強悍不馴、兵強馬壯的叔父們。這情形，想不出事兒都難。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別的不說，我現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寫的《奉天靖難記》為證。在這本替朱棣塗脂抹粉的書裡，為了垢汙朱標、朱允炆父子，作者講述了所謂朱元璋在世時朱標與晉王朱*9�勾結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說有“異謀”的實際上是朱*9�，而朱標卻包庇後者，嫁禍於朱棣。關於朱*9�圖謀不軌，文中寫道：
時晉王聞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儲位之望，間【陸續】語人曰：“異日大位，次當及我。”遂僭乘輿法物，藏於五臺山。及事漸露，乃遣人縱火，並所藏室焚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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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7）
這段記述，本意是醜化對手，但無形中恰好說明朱允炆繼位後的削藩之舉，理所應當。
為給自己篡國奪權找理由，《奉天靖難記》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編造。如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標】所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嘗督過之【責罰其過】，【朱標】退輒有怨言，常於宮中行呪詛【用巫言害人】，忽有聲震響，燈燭盡滅，略無所懼【意謂朱標天良盡喪】。又擅募勇士三千，東宮執兵衛【暗示朱標有發動兵變之心】。太祖聞之，語孝慈高皇后【馬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以成帝業，今長子所為如此，將為社稷憂，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陛下審之。”太祖曰：“諸子無如燕王【此語厚顏】，最仁孝【厚顏之極】，且有文武才，能撫國家【狐狸尾巴露了出來】，吾所屬意【死無對證，可嘆朱元璋只能由他胡說】。皇后慎勿言，恐洩而禍之也。”｛13｝
此節文字，堪稱集天下不要臉之大成。它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不單信口開河，置基本事實於不顧，把眾所周知的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標描繪成魔鬼樣人物，不光拼命往自己臉上貼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恥者，是公然編造朱元璋“屬意”於己，早已暗中決定將來應該由皇四子繼位，並且還把這說成是朱元璋和馬皇后的一致意見。
又一處說：
上【朱棣】容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相面家】見上，私謂人言：“龍顏天表，鳳資日章，重瞳隆準，真太平天子也。”｛14｝
當朱允炆削藩之舉搞到自己頭上，他朱棣不是一臉冤屈，大呼“朝無正臣、內有奸惡”，擺出“義與奸邪不共戴天”｛15｝、誓還自己清白的姿態，起兵“靖難”的嗎？那麼，他怎麼解釋在這個地方又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別人誣陷他，罵別人是“奸惡”，並以此為藉口發動軍事政變，一面又讚美自己骨子裡就該當皇帝，皇帝寶座早就該是他的———真不啻於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