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討論一件事，討論什麼呢？謀殺袁世凱！他們想在袁世凱喝的水裡面下毒。但他們兩個醫生根本就找不到北京的地圖，先到日本找地圖，找不到！之後他們又到大陸找北京的地圖，發現戒備森嚴，於是想都不想就回來了。有許多故事片斷都是“最好的時光”，在整個臺灣的歷史程序中，這樣的片段會有許多，我現在想用這種片斷去把整個臺灣歷史重新記錄下來，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現在是我最好的時光
白巖松：現在是您最好的時光嗎？
侯孝賢：我告訴你，人成熟、成長到目前我的年齡，也就是到快靠60歲時，58歲是最好的時光。但是通常就像里約斯說的，他在快90歲的時候過生日，說他的腦子還是非常清晰而且充沛，對事情的看法越來越清楚，透徹，但是他命令不了他的身體，他的身體一直怠工，背叛他，沒辦法執行他的命令。我現在雖然58歲，但我的體力都還好。但是你知道人遲早會衰老的，這樣你會重新面臨著一個新的狀態。我剛才說我要站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位置，這個位置對我來講可能是危險的，可能是我不熟悉的，但是我感覺當你危險、不熟悉的時候，你可能更注意到所有的細節跟變化，你會更清楚地盯著我們所謂的焦點。
天生不喜歡被人家安排
白巖松：談到侯孝賢的時候，從大方面來說，大家會說這是一個華人的導演，但是放到華人圈裡的時候，馬上就會有人說這是臺灣的導演，自然離不開臺灣這樣的一個地方。比如說在看您的過去一些經歷的時候會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細節，比如說您曾經撕過兩次國民黨的黨證，這似乎跟大家在螢幕上看到的一個平靜的、不會那麼直接表現憤怒的侯孝賢不太一樣，您為什麼會作出這樣一種選擇，憤怒是從哪兒來的？
侯孝賢：那是一種直覺。我回頭去想，我從小接觸戲曲，中國古老的演義小說，到後來的武俠小說，這些中國傳統文化裡面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是什麼？我的性格肯定受到了這些因素的影響。有一點可能是天生的，就是我不喜歡人家安排，在學校自然就是不停地叫你加入國民黨，我功課又不好，不喜歡唸書，但我姐又非讓我留下來！每天都幹什麼事呢，就是打架！以前和我住城隍廟附近的一群人每天都幹這種事。我高中的時候正是叛逆的時候，我有一句很怪的名言，和曹操的那句話正好相反：“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太浪漫化了，但是相應的我確實也會有這樣一種感覺，當時的我碰到有一點不舒服的地方就會反抗。後來其實我高中沒畢業就去當兵，當完兵回來才考大學。我為什麼要去考大學？就是我在當兵的時候開始冷靜想問題，我出來以後要幹嗎？想自己什麼都不會，我就還是弄電影好了。準備在電影上花時間，那個時候我自己就跟自己這樣講。
拍《悲情城市》沒有害怕
白巖松：您年輕的時候會對自己講，遇到自己不喜歡或者反感的時候會立即表達出來。但是拍電影的過程沒有想象的那麼容易，您從最初入行一直到現在拍了許多電影，其實處在臺灣各方面依然很艱難的一段時光，比如說拍《悲情城市》就涉及到“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臺灣同胞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編者注）這樣一個非常敏感的東西，為此您承擔了多大的壓力？
侯孝賢：我個人就是這樣子的。我剛才講過這可能也跟我的成長經歷有很大的關聯性。人成長的過程裡面難免要跟人家面對面，我在城隍廟長大的那段時期基本上是這樣，我感覺我永遠在跟人家面對面。你也許還年輕，沒辦法想象以前在臺灣像鳳山這樣的地區有多少這種衝突！當我無論碰到什麼事情，包括當一個導演，這些事都可能讓我不自覺地有一種能量。我感覺這些都是相關的，當我碰到、看到越來越多的事情的時候，當我看到陳胤真的小說，看到他描寫的白色恐怖、臺灣人跟“外省人”，我又看到了很多歷史，有些歷史雖然看不到，但是我會在無意間感受到或者去挖掘，慢慢累積起來，我確實會有一種憤怒。其實在拍《悲情城市》之前，我就找過陳胤真，要拍他的小說，描寫白色恐怖的。但他勸我說，你拍了你到時候被關，划不來。所以等到1988年解禁以後才開拍。本來這個題材拍的不是這個題目，不是這個內容，甚至那個時候起初也不知道怎麼拍。我並不會真的害怕。但事後想起來是有一點後怕，因為我假使沒有得獎，可能會不同，雖然蔣經國去世了，換人了，但是那個體系還在，你知道嗎，這個體系不會一刻就變的，聽說後來楊明奎又被抓進去了，那個時候他當監製，以後聽說他抓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