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電臺已經公佈了這個訊息，第二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兩篇大塊文章。你還不快報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時就聽說，*主持教育工作後，非常重視知識分子。可我們都這麼大了，又結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嗎？
孟：聽說招生條件年齡可放寬到30週歲，婚否不限。
我：國家還真是沒忘了我們這些“老三屆”。
我激動得臉通紅，眼淚湧到了眼眶上。
孟：前幾年招生你怎麼沒報名啊？
我：那時我對上大學已經死了心了。咱們既沒後臺，出身又不硬，報名也是白報。張鐵生交白卷那年，我們隊××、××考得都不錯，結果都因父親的歷史問題沒被錄取，後來××覺得前途渺茫自殺了，估計和上不成大學有些關係。
××：你不是紮根派嗎，怎麼也要走啊？
這個人總愛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們這批知青是國務院用大轎車從天安門出傳送到草原來的，再苦再累我們當然要堅持。我到草原已經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應該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現在恢復高考，就是祖國在召喚，“四化建設”急需人才，能報名的知青和當地年輕人都應當報名。
從銀行取錢後，我沒在公社耽擱，就趕緊騎上馬往回返，我要把這個好訊息儘快告訴所有的知青。到大隊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會兒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一會兒唱《翻身農奴把歌唱》，還作了一首詩，大聲朗誦著：“老鄧抓高考，《人民》載巨章。出身權力廢，考試變尋常。聞訊心激動，加鞭喜欲狂。飛奔相轉告，做伴報名忙。”
內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2）
考期緊張雪路封
我們隊當時只剩七個北京知青，已全部結婚。我丈夫石康對於考大學始終在猶豫，他說，這麼多事情要幹，怎麼能說走就走呢？他擔任大隊副書記，想得很多。我說，這是黨和國家給咱們的機會，就試試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們還繼續在這兒幹。經不住我的軟磨硬泡，他勉強同意。在我的鼓動下，最終我們隊有四個知青報了名。沒報名的北京知青有兩個是六六屆體院預科初一的，文化課沒學過多少。還有一對知青夫妻，一個生完小孩後身體不好，一個正在盟畜牧獸醫學校學習。報名的另外一對夫妻是宋建生和趙久勝。宋建生是我中學的同學，初中和高中一直擔任學習委員，數學特別好，人也長得漂亮，要不是“*”，她應該是北大數學系的學生，中學時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現在也常感嘆可惜。當時她擔任大隊小學老師，她丈夫是錫盟知青，幹活是把好手。我們公社二隊的*也報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們五個人都是在草原入的黨。
報名要交四張照片，這可難住了我。去旗裡照相館照相肯定來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著車。回去翻箱倒櫃湊了四張，卻是兩個底版的。其中兩張是把結婚照剪成了兩個單照，看著剪開的照片心裡難受極了。名是湊合報了，接下來再一細思量，準備考試的困難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經接近31週歲了，年初剛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產，身體比以前瘦了許多。大隊書記對我的報名也不支援，怕我複習功課影響了年底的結賬。再有就是想複習也沒有複習資料呀，翻來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問團送的知青科普小叢書（農業知識方面的）。該填報考志願了，報文科還是理科呢？考數理化沒書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現編撞大運吧。報什麼地區的大學呢？從照顧孩子考慮必須回北京；從專業考慮我想學會計，只能報遼寧財院。由於當時到偏遠地區招生的學校和專業有限，我報的志願順序是：北京師院、遼寧財院和包頭師專。最後一個志願是兜底的。
記得考場設在東烏旗一中，考試時間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剛一進入12月，我們隊四個報名的知青就開始打聽去東烏旗的車。那年冬天，東烏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災，路邊就可見到牲畜的屍體。聽說東邊滿圖寶力格牧場的雪和蒙古包一樣高，運糧車靠鏟雪車開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車都不敢出車。正在我們焦急難耐，以為考試無望時，12月8日我們終於打聽到駐紮在公社的防火站（負責在邊境開墾防火道）有一輛卡車要去東烏旗。我們立刻動身趕到公社住下，盯住了這輛車。10日聽說車要出發了，我們就一大早在車旁邊等著，一直等到午飯後1點多才準備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車上拉了兩個汽油桶、幾捆牛皮和好幾麻袋東西，我們四個和兩個防火站的人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