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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我在這裡的七年中，幾乎每年，我們都在努力地開墾溝溝沿沿的坡地，不斷地將可能耕種的地塊的植被挖掉，種上玉米、高粱或土豆。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當地的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土地貧瘠日益嚴重，平均畝產量越來越低。為了糧食總產量能夠得到增長，就要少種麥子和穀子，多種雜交玉米和高粱，其結果就是……社員們的口糧質量越來越差，經常要吃難以下嚥的高粱面，以致不少知青都得了胃病。要說明的是：山西的高粱與黑龍江的高粱可大不一樣，粒小而乾澀，一般都是用來喂牲口的。
離開這第二故鄉30年後，我曾重返那個度過八年青春寶貴時光的小村莊。雖然農村改革以後，當地已經通了柏油路、用上了電燈，青壯年勞力外出打工也給留守的老人和兒童帶來了衣食無憂的日子，但是舉目望去，綠色更少了。不僅原有的樹木所剩無幾，就連知青們種下的那些樹木也早被砍光。從火車站到村裡去的沿途公路兩側，到處是私開亂建的小煤窯，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煤煙氣。
回首我的知青歲月（3）
二 學大寨修梯田，勞民傷財
山西是大寨的故鄉。學大寨，在我插隊的八年中是“天天講，日日干”的課目。插隊五年後，我曾有幸作為先進知青集體代表和生產隊黨支部書記兩次去大寨參觀學習。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6年。
在那著名的虎頭山上，參觀的人群如潮，參加勞動的解放軍成百上千。當時我就想：這麼多人，能積多少有機肥呀！我還看到在一塊只有二三畝地大的地塊上，同時有三臺推土機在不停地工作，要把坡地推平，建設水平梯田，據說需要四五天時間推平一塊地。同樣型號的推土機，我們隊裡有一臺，是北京知青辦送給我們知青點的。我們用它給周邊的各村生產隊耕地掙錢，工作20小時大概需要消耗60元人民幣的柴油，這在當時是非常昂貴的代價。一般情況下，我們寧可使用人工和老牛耕地。記得當時同去的縣革委會主任私下問我參觀大寨有何感想，我回答：“學不起。我們只能學學精神了。”
說是學精神，當然也要幹中學。我們連續幾年都是在秋收一結束，就按照省裡縣裡的統一規劃開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無論是颳風下雨，還是數九寒天，我們要像大寨人那樣，把一塊塊坡坡地削高取平，建設水平梯田。常常是在一塊不足五米寬的地塊上，要把一米多深的土層從高處移墊到低處，這一切全靠我們肩挑手提。在人力財力極度有限的條件下，我們不可能將每塊地表上那薄薄的一層熟土都先擔放到地頭去，待下面的生土層搞平，再把那些熟土擔過來覆蓋在地表上。那樣做，當然效果會好些，但勞動強度太大了，完不成建梯田的任務。絕大多數時候，地表上那層熟土都是被直接填埋到了低窪處。待水平梯田建好後，一眼望去，覆蓋在地表的幾乎全是高坡地下面的生荒土。這樣梯田，看似整齊，但來年的春天開犁播種，長出的莊稼必是高高低低，植株細弱，到秋後收穫無幾。社員們常說“這就是人糊弄地，地糊弄人！”
在黃土高原上，類似這樣改造過的梯田不在少數。要經過好幾年以後，透過不斷給地塊施加農家肥，還要雨水多，才能慢慢恢復地力，長好莊稼。不從客觀條件出發，形式主義學大寨，真是勞民傷財！
三 親歷“無照行醫”
說是“無照行醫”，當然和現在常見的騙子行醫不是一回事。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得已為之的事情，而且行醫的物件首先是我們自己。
初到鄉村，我們為那裡的貧困和缺醫少藥狀況震驚，曾滿懷激情要和這裡的貧下中農民一起改天換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1969年的春天，我們每天爬在山坡坡上開荒種地，破壞生態，雙手打滿了血泡，腰痠背痛也照幹不誤。常常是吃過晚飯，回到牲口棚改建的宿舍，點上一盞小油燈，幾個人用半盆水擦一把臉和腳就睡覺。大約是3月份，一連幾天，我感到左臂又痛又沉，以為是累的，也沒有仔細看看。那一天在地裡幹活，實在難受，就在陽光下翻開衣袖檢視。一看嚇壞了，從左手中指直至腋下，有一條紅線赫然在目。我知道這是因手感染引起血管發炎，聽老人們講過“紅線長到心臟會死人的”。於是在同伴的陪同下，急急忙忙趕到公社醫院去看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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