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們幾位男生就上坡了，大約爬了三里多路，就開始砍柴。不一會兒，就砍倒一大片，要用繩子或藤條把山柴捆起來才便於拉下山。當地農民多用藤條捆柴，既結實又好拉，又好背；而我們多用繩子，有時沒有拉到家就散架了，又要再捆，很費事。一早上，每人趕吃早飯只能拉回一捆柴，而當地農民一般要拉回三四捆柴。所以，我們知青點存的山柴是最少的。
難以忘卻的記憶（5）
第三關就是幹農活。對於我們這些城裡娃，誰幹過農活？連見都未見過，所以就得向農民學習。時值冬季，主要的農活是給田裡送糞。這糞是各家豬圈、隊上牛圈、羊圈提供的。牛糞、羊糞氣味刺鼻地臭。而且，當地山*要運輸工具不是架子車，而是揹簍。背在身上。站在那裡，有人一鍬一鍬地往裡裝，裝滿後，背到幾十米外的田裡，彎腰倒下。由於我們從來沒有背過，所以，常常倒糞時把牛糞、羊糞倒在自己的脖子裡，婦女們就止不住地大笑。有不少農村男青年告訴我們倒糞時應當往邊上側一下。一試，果然好多了。這說明幹農活也要動腦子，懂技巧才行。後來在農民朋友的指導下，我們知青相繼學會了插秧、犁地、割麥、背麥、鋤草等一系列農活。
那時，我們不僅年輕，而且十分革命，“左”的可愛。明明牛糞、羊糞臭不可聞。但是，我們嘴上還要背誦毛主席的語錄“工人農民儘管手是髒的，腳上有牛屎，但他們的心是最紅的……”
在那個年代，我們就是這樣，用我們對毛主席的忠誠，用我們的身體力行和青春熱情，度過了生活關、勞動關。我們這些小夥子幹活不怕累，不怕髒，所以，在生產隊記工分時都是被看作一級勞動力，每天記11個工分。女生也記8個工分。
“工分，工分，農民的命根。”在那個計劃經濟體制、公社化時代，農業生產勞動是集體工作制。生產隊每年按社員的工分進行分配。然而，一個工分的價值低得可憐，說出來現在的孩子們可能絕不會相信。兩個月後，我們知青小組的王曉軍幫助生產隊進行年終決算，結果是，每個勞動日，10個工分的價值僅僅只有8分錢！儘管，我們知青不參與第一年的分配。但是，這樣低的價值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第二年隊上搞了些副業，達到元，第三年達到元。
在背糞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有的農民家的豬糞較多，有的農民家的豬糞較少，有的農民家的豬糞較輕，有的農民家的豬糞較重。這是為什麼呢？生產隊長龐正德的兒子凱娃子告訴我們，那些分量重的主要是土多、糞少，要求給他們的質量降等，不然，他們就佔了隊上太多便宜。因為隊上是按各家各戶提供的農家肥的數量來折現金的。這件事，在我們知青小組內部，使大家認識到列寧說的對，列寧說：“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因素……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三 知青用知識改變農村落後面貌
落戶不久，到年關時，生產隊進行決算或叫年終分配，這時，我們才發現，生產隊的賬務竟是如此混亂。
生產隊原有一名會計，叫劉有財，外號有娃子，30多歲，160厘米的個頭，瘦瘦的，人很精幹，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僅有小學文化程度，但一接觸才發現此人管理的財務賬竟是一塌糊塗。拿來幾個賬本和一些白條子，賬本上收入、支出不分，一大堆條子寫的平時張家借多少玉米，李家借多少稻穀，王家稱多少斤土豆，連個年月日也沒有，他自己也說不清是什麼時候的條子。
鑑於這種情況，生產隊長龐正德請我們知青幫助有娃子算賬。我們知青組負責管理生活的王曉軍，是一個十分細心的人，頭腦清楚，辦事公道。我們就推選王曉軍幫助有娃子從頭開始，補建收入賬、支出賬、明細賬、現金賬、種子賬。從196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差不多用了20多天，對倉庫裡存留的籽種一一過秤，終於盤清了庫存。然後，給各戶按人頭分糧，有稻穀、小麥、玉米等不同品種。由於我們知青特別是王曉軍辦事認真，處事公道，所以，第三生產隊在臘月初七前已經把過年的糧食、現金全部分配到戶。這是過去歷年來從來沒有的現象。連龐隊長和社員們都說，多虧了知識青年，不然，今年連過年也不得安寧。
難以忘卻的記憶（6）
原來，以往生產隊的確存在著分配不公的現象。有的農戶，剛過正月初五，就找龐隊長要求借糧，說沒啥吃的了，只好先借給30斤玉米。別人一看，也跟著要借，這就沒完沒了。反正，集體經濟的便宜不佔白不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