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短暫的週末（週日下午4∶30必須準時乘專車返校報到）。記得“*”前的入隊程式很嚴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加入少先隊。金秋十月，在大禮堂莊嚴隆重的儀式上，隨著我被一位高年級的女同學戴上鮮豔的紅領巾，自己終於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少先隊隊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2）
在1964年9月至1966年7月的兩年時間裡，我在這所以管理嚴格和規範而著稱的大學校裡接受了一生中最初的正規教育。在這座草木蔥蘢、鳥語花香的美麗校園裡，準軍事化的集體生活、嚴格的校風校紀，培養了我的組織紀律性和集體主義觀念，培養了我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的優良品德。“十一”學校給予我的這一切，令我受益終生。
1964年席捲全軍的大比武運動和全國大辦民兵的熱潮，給在總政大院長大的我留下頗為難忘的印象：軍委機關幹部利用業餘時間練習瞄準射擊的生動場景、地方女青年“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颯爽英姿，尤其是當我用稚嫩雙手第一次撫摸五四式手槍時的那種神聖感至今難以忘懷。
父親是位重感情、有責任心、有生活情趣的儒雅軍人。我在北京度過的童年生活之所以幸福、愉快，一方面是由於“*”前人民的生活氛圍比較和諧，另一方面則得益於父親對家庭業餘生活的合理安排。記得那時每逢週末和節假日，父親只要不下部隊、手頭沒有緊要的工作，大都會帶著我們全家或看電影、參加文娛活動，或有計劃地遊覽首都的名勝古蹟。從故宮到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從天文臺到北京動物園、軍事博物館，從泛舟北海公園到暢遊頤和園、香山、八大處、萬里長城……這些對當年的許多孩子來說只能從圖書和電影上了解的景點，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至今，我都十分懷念“*”前在北京那近十年美好而愉快的童年生活。電影《祖國的花朵》和《讓我們蕩起雙槳》這首經典老歌所描繪的，正是我們這一代紅領巾所親身經歷的幸福但卻短暫的童年生活寫照。如果沒有後面的變化，我註定要在“十一”學校這所龐大的軍乾子弟學校一帆風順地讀下去。然而，1966年6月伴隨國防部長對父親的一項新任命，我們全家每個人的命運都悄然發生了關乎一生的鉅變。
生長於上海的父親，自幼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十分崇拜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先生，他格外喜愛魯迅針砭時弊、文筆精闢的文章，抗戰爆發時已是名校上海中學的高材生之一。作為學校抗日救亡運動的積極分子，父親在地下黨的精心安排下，於1941年深秋的一天，秘密離開上海奔赴蘇北興化參加了新四軍（家中長子的突然失蹤在家族內引起了不小的驚慌與擔心，焦慮的祖父母先後在《申報》和《大晚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父親的才幹，在新四軍這座革命大熔爐裡得到培養和展現。由於勤奮好學、文筆精練，父親在“皖南事變”後組建的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教導大隊，便被戰友們親切地稱之為“小魯迅”，並且受到譚震林師長的單獨接見和宴請。1953年10月，文思敏捷、已從事部隊宣傳教育工作多年的父親，被軍委總政秘書長、青年部首任部長王宗槐將軍點名由華東軍區政治部調至總政青年部青年教育處任職，從此，他在這個崗位上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工作了十幾年。1966年初夏，42歲的父親因辛國治、李耀文將軍等領導的器重，被正式任命為某大（濟南）軍區《前衛報》社第一副社長兼總編輯。
人在一個城市住久了，總希望換一個新鮮的地方去體驗一下未知的生活……對於不諳世事、天真無邪的孩子來說尤其如此。記得1966年初夏時節，當父母向我們宣佈不久將要舉家遷至號稱“泉城”的山東省會濟南時，我們兄弟三人的第一反應是：興奮和激動，甚至在左鄰右舍的小夥伴面前還流露出一些“自豪”和驕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3）
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我對首都的生活環境、名勝古蹟已經太熟悉了。如今，家將要搬到“一城山色半城湖”、頗有文化氛圍的泉城那該有多好啊！……這種對未來生活美好向往的激動和興奮，一直持續到自己第一次好奇地踏上火車走進那神秘而豪華的軟臥車廂、美美地進入夢鄉。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改變了我們全家人命運的日子：1966年7月31日。由北京赴濟南的火車是晚上*點鐘的，由於當時總政機關的小汽車較少，我清楚地記得，整裝待發的全家五口人和為父親送行的戰友、鄰居等了許久，姍姍來遲的是一輛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