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我們城裡人有飯吃，才使得我們國家解放以來能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說，解放以來，我們國家是站在農民這個巨人的肩膀上才取得了建設的偉大成就的！回顧歷史，我們的政權是從農村走出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是在農民的支援下取得勝利的。
最讓我吃驚的是，一次在地裡幹活時，和一個老貧農聊天，他告訴我：過去，他給地主扛活，一個人種三四十畝地都沒問題，莊稼種得都比現在好，一年糧食也夠吃；現在平均每個人種不到五畝地還種不好，糧食還不夠吃。
後來，我又瞭解到：互助組時，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很高；成立初級社後，入社的大牲畜、農具、土地都能夠到年終分紅，是農民積極性最高的時候，全村當時有五個初級社；合併成兩個高階社成立沒多久，還沒有穩固，就公社化了，所有東西都歸了公。公社化的當年，風調雨順，是個豐收年景，可是村裡的壯勞力都被抽去搞水利工程，後來又被抽去大鍊鋼鐵，莊稼沒收完，都爛在地裡。從此農民的積極性就不高了。
難忘的歲月（12）
面對這些現實，引起正在學習馬列著作的我，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農業科技、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生產組織形式，分配、賦稅上的思考。
恩格斯的《在*墓前的講話》中告訴我們“*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經濟的發展是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的基礎。毋庸諱言，農民是有陋習的。但是，存在決定意識，離開了物質條件，去枉談農民的缺點，農村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只有發展生產，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才能逐步改變他們的觀念。*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所以，1973年初夏，當我在全縣知青中第一個被任命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負責科學種田時，第一件事，就是到地裡瞭解即將收割的小麥生長情況，搞清楚為什麼小麥產量一直這麼低的原因。在各小隊農業技術員的陪同下，用了三天時間，檢視了全大隊6400多畝麥地。發現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部分麥地裡的小麥品種雜亂。由於各種品種的小麥高矮、成熟期不一樣，小麥長成了高高低低的幾層樓。早熟的小麥，顆粒已經裸露，晚熟的小麥剛灌完漿，顆粒還不飽滿。這使我想起，每次收麥時，鐮刀一下去，就聽到“刷啦啦”麥粒掉到地上的聲音，原來是早熟小麥裸露的麥粒掉到地上了。這些麥粒自然是無法“歸倉”的，這就降低了畝產。第二個問題是在和小隊農業技術員們討論畝產不高原因時發現的：不同品種的小麥種錯了地方。有的小麥品種，本應該種在水澆地裡的，被種到了旱地；有的品種應該種在半水半旱地裡的，卻被種到了水澆地裡；不耐鹽鹼的品種，被種到了鹽鹼地裡……但是，在檢視中也發現二隊有一塊半水半旱地的麥子長得一樣高，而且長勢喜人。原來，二隊的農業技術員是個有心計的小夥子，這塊麥田是他從農業技術站用2斤普通小麥換1斤優良品種的辦法換回的100斤“向陽二號”麥種，專門種的種子田。於是，我把二隊的隊長叫來，讓他對這塊麥地的麥子“單打單收”，第二年推廣。同時要求其他小隊也到農業技術站換優良品種的小麥，並且按照不同品種小麥的特點種在不同的地裡，要求各小隊上報準備換回的種子品種、數量和播種地點、面積。
為了保證第二年小麥能有好收成，大隊決定，利用小麥收割後的農閒，在全大隊開展“生土回填，陽土上翻”的“平田整地”（即是把土地下層的生土挖出來填入低處，再把表面的熟土覆蓋到生土上面，以保證來年莊稼的生長），改造“滾瓜地”（即四面不平的地），擴大水澆地面積。同時，我和其他大隊幹部商量，採取每個大隊幹部“包”一個小隊的辦法，按照各小隊上報的播種面積、品種，檢查是否落實；在小麥播種後，督促各小隊嚴格按照農時澆水、施肥。1974年春節正是小麥冬灌時節，知青們都回家過年了。為了保證冬灌的質量，我沒有回家過年，每天都在地裡檢查冬灌情況，有時候乾脆和老鄉一起下地裡“看渠”進行冬灌。
難忘的歲月（13）
由於採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1974年的小麥長勢非常好。估產時，大隊、公社都認為有望達到畝產400斤，那可是達綱要的產量啊（當時的農業生產綱要要求：黃河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畝產達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