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這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應當說是吏部尚書的上司，他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閉門不納，而且對人說“見泉（魏允貞的字）無子”，並讓人帶話給魏廣微讓他好好讀父親的遺著，好將來能在九泉下有臉見父親。那個年代說人違背父教是最厲害的罵人，魏廣微能不痛恨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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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不親，路線分（2）
雖說是道不同不足與謀，但趙南星等東林黨人此時不是簡單地居家過日子，而是在輔佐朝廷，是非觀當然得有，但行事應當講究方式。像魏忠賢、魏廣微主動親近，虛與委蛇，給人家一個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為臣，維繫著表面上的客氣，沒準能利用自己的影響，使朝局較為平穩地運作。人家魏忠賢和魏廣微等閹黨並不是一上來就要和你刺刀見紅。
君子和小人鬥，君子往往鬥不過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為小人善於從權而變，君子剛直不阿，心中有一種所謂的道德底氣，因此比較牛逼。但為政不是講學，看到趙南星等人的表現，就能理解當年張居正，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責為走旁門左道，張居正是多麼不容易。
東林諸君子這種“親不親，路線分”的行事方式，終於使矛盾激發，很快不可收拾，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尤其那些不被東林諸人喜歡的“小人”，為了自保，即使內心未必敬佩魏忠賢，也紛紛投靠，結成同盟來對付東林，東林焉能不敗？所以高陽批評趙南星這樣的君子，“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遊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南明擁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鋮，本來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他是懷寧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鄉。吏部給事中出缺，按年資他比魏大中更有資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給事中，但顯然掌管吏部監察的給事中權力更大。阮到處活動，這在當時也很正常。問題是他活動到魏忠賢周邊，趙南星知道了很厭惡他，找個理由將阮調任，阮連原來的位子都沒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嗎？於是，阮乾脆倒向閹黨，這哥們比一般人辦事精細，擔心魏有可能倒臺，每次進魏府拜訪時投的名刺或者寫的效忠信，都費重金找魏府的僕人偷出來銷燬。魏敗亡時，他立馬上書攻擊魏忠賢。等有人向皇帝報告阮大鋮也是閹黨爪牙時，竟然找不出一點文字證據。
阮被趕到閹黨陣營，崇禎上臺後，閹黨被清理時阮同樣受到牽連，沒有文字證據但口口相傳他也只得去南京閒居，在南京他希望東山再起，傾心接納名流。但又遭到東林的延續復社諸君子的打擊，他們到處貼大字報，揭露阮的醜惡，要求“防亂”。《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時候，阮大鋮曲意逢迎復社的吳應箕、楊維斗、沈昆銅、沈眉生等人，誰知被這些憤青打了一頓。這是寫實。阮後來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報復復社諸君子。
東林諸人，除了黃尊素外，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們被害時固然正氣沖天，讓後人敬仰其氣節，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來越糟糕，這不是他們的初衷。這樣的君子，其實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搞“親不親，路線分”的鬥爭，最終兩敗俱傷，於國於民都沒什麼好處。正邪不兩立固然不錯，但在具體的操作中不能絕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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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范進”式的烈士（1）
天啟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賢等人將楊漣、左光斗以及高攀龍等東林人士一網打盡。這些人裡面，多數如楊、左、高那樣少年得志，久經宦海，從小官做到大官（高、楊、左分別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為他們是朝廷監察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常常查閹黨人士的劣跡），最後和閹黨正面衝突情有可原。他們的處在要害位置，樹欲靜而風不止，即使不主動上書參魏忠賢，閹黨也難以放過他們。
在死難的烈士中間，有一位六十六歲的新幹部繆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監察大權的科、道官員，也非有實權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請、講讀的左春坊諭德，是個從五品的閒職，當時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裡面，根本沒子嗣，輔佐太子的機構更無事可幹。
可老繆硬是沒能躲過這場浩劫，他幾乎是飛蛾撲火，自己主動去當烈士的。他久困場屋，科舉之路走得異常艱險，好不容易像范進那樣，有了功名，卻主動捲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場###，其志節可敬，其遭遇卻可嘆。
繆昌期是常州府江陰人，現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個遠近聞名的華西村，明清時期這地方也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