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仁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一起中舉，崇禎四年（1631年）他和吳偉業一起會試、殿試中式，吳偉業為榜眼，張溥為庶吉士。復社諸人開始大規模進入政壇，這應當是一個胸懷治國平天下之志的文壇領袖很好的仕途開端，但張溥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按慣例會試的主考官由內閣次輔當主考官，首輔因為要以政務為重，一般不充當主考。但當時的首輔周延儒看到此次會試天下名士甚多，想將他們收羅為門生——門生是當時政壇高官非常重要的資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輔溫體仁當然不高興了。所以張溥還沒有進入官場，已經被動地捲入高層權力鬥爭。
張、吳中進士後，按慣例新進士試卷要印發天下，作為《高考作文指南》之類的書供後來的舉子學習，序言一定要由房師來寫，以示師生名分。可吳偉業這位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的科場新貴，稿子出版後不請提攜他的房師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進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張溥作序。這當然壞了官場不成文法，李明睿當時已經是尚書級別的官員，大怒，要削掉吳偉業的門生資格，後來吳偉業負荊請罪，風波才平息。李明睿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官場的體例，並不是仇恨嫉妒張溥。張溥作為文壇領袖，應當很瞭解這個規矩，開始就應當謝絕吳偉業要他作序的請求，儘管他是吳偉業實實在在的授業之師。風波起來後，對李明睿的憤怒更應給予理解，可他卻很不高興，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為要籠絡張溥等復社名士，對他恩禮備至，因此他才可能進入翰林院。此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政壇的新進士，不管民間的聲望多高，張溥聰明的做法應當是擺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歷練，依靠首輔這棵大樹，等待機會。
可張溥太過於狂傲。翰林院的規矩，新來的庶吉士見到館長就如見嚴師，見到先進翰苑的前輩要稱晚進，坐在一起開會時只能老老實實坐到角落裡。這和現在軍營裡新兵見老兵，大學中新生見老生沒什麼區別。可張溥大約覺得自己名氣比他們都大，根本不管這一套，替天子草擬誥命敕令時，也語氣太大。同館的翰林當然看不慣，向內閣告狀。首輔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釋，而次輔溫體仁恨烏及屋，就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庶吉士本來就是照例培養的後備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來，不成才就離開唄，讓張溥走人有什麼難的？”
被內閣二把手批評了，一個新進士本來就應當自省，及時調整心態。可張溥正好相反，他蒐集溫體仁結交宮內太監，重用同鄉等事情，草擬奏稿，讓學生吳偉業上書參劾溫體仁。吳偉業比他的老師腦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剛剛進入朝班，去參劾一個內閣二把手實在太有風險，但師命難違，便折中了一下，將張溥的草稿有所增損，改成參劾溫體仁的親信兼同鄉蔡奕琛——當時的一個員外郎。但這事的前因後果怎瞞得過官場老手溫體仁？溫體仁早準備重重懲處張溥，多虧周延儒拉了張溥一把。但張溥已經徹底得罪了內閣次輔溫體仁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時時找他的茬，他沒法呆下去了，崇禎五年（1632年）碰上葬親，請假回家守制。
張溥的志大才高術拙（2）
吳偉業作為張溥的門生，會元榜眼連捷，讓天下讀書人羨慕。士林盛傳出自張溥門下的人必定能很快發達，這實際上是把一個品秩很低的官員放在火上烤。張溥還在京師的時候，遠近計程車子跑到他太倉的家裡，向著北面遙拜，稱弟子，請掌管復社名錄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張溥告假回鄉時，來拜見他請他收為弟子的更是絡繹不絕。崇禎五年（1632年），張溥在蘇州虎丘主持復社大會，自己任社長。《復社紀略》載當時的盛況：
“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遊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本來守制三年，張溥還有機會東山再起，但他作為一個在籍守制的官員，這動靜實在太大了。任何一個專制政權，對民間結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對張溥這類民間意見領袖防範甚嚴，以在野之身，都能影響朝局，要是讓他佔據朝廷重要位置，那還得了。而崇禎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還鄉，死對頭溫體仁升任首輔，張溥就更沒希望重回官場了。
張溥閒居在家最後鬱鬱而終，是個悲劇。歷史上張溥這類志大才高卻終身不得志的文人還很多，蘇轍對他哥哥蘇軾的評價是：才高為累，道大難容。固然說出了一部分的真實原因，但還有一些原因沒有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