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案——這訊息像一顆重磅炸彈，震驚了整個烏魯木齊，震驚了各級公安機關。
最先接到報警趕到現場的是市局刑偵處黃亞波處長和劉豪傑副處長。當時是上午12點（相當於10點），他們正驅車前往醫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黃亞波的手機響了，接通之後他聽到刑偵處王森林政委的聲音，王政委說：“邊疆賓館發生了槍戰，你們立即去現場。”
這家醫院距邊疆賓館不遠，二人調轉車頭，馬上趕了過去。
黃亞波1976年當刑警，1984年擔任大隊長，當年才28歲。他有著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內心細緻，對疑難案件總能拿出獨到的見解，思維簡潔，敢下斷語。
劉豪傑是黃亞波的助手。他搞技術出身，是烏魯木齊公認的痕跡專家，帶出不少“弟子”。同搞技術工作的欒大為、江援朝等人談起劉豪傑，都很佩服。
關於當時的現場情況，黃亞波處長是這樣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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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現在，當時的場面很混亂。地上到處是血，可做買賣的照樣做買賣，只有少數巡警在維持秩序。
幾分鐘後，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員陸續趕到。
我看見了一具屍體（丁小保的），其他屍體和受傷的人，已被群眾救往附近醫院。
我和劉豪傑分工，他負責現場勘查，我負責現場調查。劉豪傑把來到現場的技術人員集中起來，組織他們開展工作。其餘的人，都歸我指揮，跟著我做調查。我們把周圍圍觀的群眾圈進來，不要流動。同時，追捕工作也要佈置。透過調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線，組織警力追擊。
這樣大的場面，場所複雜，初期指揮是很困難的。需要儘快把人組織起來，把圍觀的目擊者儘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幾個人，拿什麼武器，搶劫了什麼，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線怎樣，還有犯罪分子衣著、口音、體態等情況。
開始時瞭解的情況肯定是粗線條的，有誤差。然後再瞭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況就越來越清晰了。要不斷地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這樣。
現場情況初步弄明確，才能做出判斷，通知全市，做出動作，拿出辦法，也才能組織全市公安警察設卡阻截，告訴他們攔截什麼樣的人。
工作要做細，這樣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細，快中求細。
劉豪傑來到現場後，按照黃亞波的安排，立刻指揮天山分局趕來的技術人員對現場進行勘查：確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線，找彈殼，找犯罪分子遺留的痕跡物品。因他們趕過來時，死傷者大都被救護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現場只留下血跡。劉豪傑帶領技術人員，很快把死傷者的位置確定下來，並排出前後次序。
犯罪分子的遺留物品陸續找到，有犯罪分子裝槍用的一個自制的毛氈袋子，一塊包槍用的晴綸毯，犯罪分子遺留在牆豁口處的墨鏡，以及在現場收集到的子彈彈殼12枚，彈頭若干。
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長張彥勇、副局長張海，案發後不久也趕到現場。案發時，張彥勇正陪同張秀明廳長到基層看守所檢查工作，半路上接到報告。張彥勇說：“邊疆賓館出事了，我要去現場。”
他簡單向廳長彙報了情況。
張秀明廳長說：“好，你們立刻去現場，通知楊廳長到現場，我直接回指揮中心，等候你們的情況。”
因“8·18”聯席會剛剛開過，高階指揮員的腦子裡都有著一根弦兒。槍一響，張彥勇就意識到，這可能是石河子那夥人乾的。
烏魯木齊的警察，有著辦大案的傳統。1996年，烏市發生過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別是“2·25”公共汽車爆炸案，造成了國際影響。他們三天就偵破了案件。為了應付突發案件，市公安局有著常備的行動預案，把全市劃分成若干區域，只要一聲令下，全市17條通道可全部關閉，迅速形成關門打狗的形勢。
張彥勇來到現場，先上了制高點——新大小農場的那個20米高的土包。我們已知道，那正在白寶山的逃跑路線上，距白寶山埋錢的小樹林不遠。站在這裡能俯瞰周圍的環境，因歹徒有槍，這地方也相當危險。
張彥勇把現場勘查等工作交給副局長張海。
自從張海來到現場，黃亞波就把指揮權交了上去。這是一線刑警的基本素質。出現場後，自己的職位最高，就要責無旁貸地主動承擔起指揮的責任，而當上一級領導人員到位，馬上彙報工作，聽從上一級領導人員的統一安排。只有這樣，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