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領略過躲藏在青紗帳裡的酷熱和憋悶。農村裡一貧如洗的老大娘曾給過她大棗，讓她充飢；在日本鬼子進村的危急時刻，一個被稱為“傻蛋”的老實農民，把她給帶出了村……
多少難忘的經歷啊！
抗戰中她也寫過一些通訊，卻沒有特別精彩的。因為那些有名的戰鬥，如齊會之戰、掌史之戰等，她一個都沒參加。她是一個女同志，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搞宣傳，寫的東西就是些傷員、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無奇的瑣事。
她自然不滿意，心中的激情發洩不出去，難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寫出八年抗戰來，於是她孜孜不倦地寫，一生就寫抗日戰爭這一段，別的不寫（應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們下鄉插隊八年，並沒有生死危險和那麼些激烈鬥爭，大都平平淡淡，想寫的慾念都那麼強，母親經歷了戰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內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現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來，那些倒下的英魂總在她眼前晃來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筆寫點什麼不可，這樣就誕生了《青春之歌》。此外還寫了不少懷念犧牲烈士的散文。如：《憶“哥哥”許晴》、《一隻小懷錶》、《再上雨花臺》、《烈士與愛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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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寫《青春之歌》前夕（1）
據母親說，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時，她擔任冀中婦救會的宣傳部長，跟隨賀龍的120師行動。部隊在前面打仗，婦救會等群眾團體在後面從事戰鬥結束後的群眾工作。這一段日子非常緊張，經常連續幾天地行軍，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親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大運動量的徒步行軍，整夜整夜地走。因過度勞累，缺乏營養，染上了黑熱病，終日發著高燒，肚子又大又硬，像石頭塊子。
骨瘦如柴的母親瀕臨死亡。
組織上提出讓她回北平治病，她卻捨不得戰友，捨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後來多虧固安縣牛駝的一個農民老頭兒，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體總沒好利索，這樣維持了兩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實在無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縣十分割槽後方醫院休養，住了半年多才痊癒。
1949年3月15日母親在解放區生活了12年之後，重又回到北京。
儘管新中國成立了，環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親在興奮之餘，還是鬱鬱寡歡。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問題。
她在人民日報的一段期間，與頂頭上司有些隔閡，所以特別想調離開。這位領導對她的病，不聞不問，把她看成可有可無的人，讓母親很壓抑。
經多方奔走，母親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報社，調到北京市婦聯。她覺得這樣能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對創作也有好處。
誰知到市婦聯上班後，只看了兩天檔案，頭就疼得受不了。母親只好到婦嬰保健所找溫泉中學的同學齊珍屏大夫看病。齊給母親介紹了一位外國醫生，仔細檢查了一番後，說子宮沒病，只有一點炎症，血壓不高，頭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議她到同仁醫院看眼。
母親聽後，非常高興，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鏡，就解除了纏繞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鏡之後，頭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惱又隨之而來。根據地12年的血與火的磨鍊，長期與河北農村的大娘大嬸們一個炕頭生活和工作，使母親從外貌到說話腔調，完全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有些土裡土氣。她平日戴著藍帽子，穿著列寧服，講話通俗，雜有河北雄縣一帶的口音，完全沒有城裡小知識分子的文縐縐。她與大家交往謙虛隨和，平易近人，一點沒架子。外人很難想到她是個1936年入黨的老革命。
結果到婦聯後，很多同事都把她當成了工農幹部，以為她是鄉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輕視她，不把她當回事，隨便給她點工作幹。她在日記中這麼說：
1949年5月2日
……這些天來，我是痛苦而沉悶的。原因也許是我的地位觀念。我覺得我工作了這多年，卻和新參加工作的同志幾乎同等的職務，使我很不高興。加之又無固定業務，打雜式的飄來飄去，我怕這樣進步更慢……因此，我心裡常常被苦悶佔據著。十幾年來對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緒不高。
母親對這樣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幹什麼都要有個先來後到，剛參加工作的怎麼能與十多年前就參加革命的一樣對待呢？論資排輩怎麼也得講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