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繹：“灰色的歷史觀”強調吸取其他社會學科的資源，同時注意運用的範圍和界限，防止濫用社會科學方法，以至過度解釋，深文周納，而主張研究者在運用社會科學概念時不露痕跡，“滋物細無聲”。所謂“新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敘述”對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資料選擇上的價值判斷，重視對各種史料——包括內容上互相沖突的史料——的收集、鑑別和廣泛地運用。〈5〉（p。195…196）“新實證主義”也強調對歷史細部環節的注意，宏觀敘述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需要的，但更應透過細部研究來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從事實出發而不是概念先行，運用各種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強調總體把握也重視歷史的細節和差異，顯而易見，這些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當代史都是極為重要的。
二
所謂“當代中國史”是指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1949年後中共成為執政黨，故而“當代中國史研究”要探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誠然，1949年後，由中央體現的黨與國家是社會的主導方面，但是主導方面並不就是一切，還有被主導的方面，也應是當代中國史的的研究物件——1949年後中國的地方，基層，社會，人民生活，理所當然也應在研究的視野之內。
“當代中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明顯的區別：“國史”以政治為主線，在研究物件方面，側重於上層政治和政策的演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範圍較為寬廣，對社會的主導方面和被主導方面都持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關注全域性性的決策及其運作，也注重地方對決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層和下層的互動關係。在研究方法上，當代史強調對基層和社會進行實證性的研究，故而重視吸取社會科學多種學科的資源。
研究當代史有若干困難。以中國傳統而言，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是一個約定束成的習慣。從大的方面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深厚影響；在另一個方面講，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確實存在著資料開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是否節制、利益關係的牽制等諸多因素的侷限。然而1840年後，“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傳統被打破，魏源等首開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國以後，社會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劍農的名著《辛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即是當代人修當代史的典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修當代史提不上議事日程。這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已有一個高度統一的新意識形態，已經提供了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部解釋，形成了對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對歷史研究者的統一的認識和敘述的要求。這種統一性的認識和敘述規範以“大敘述”、“大概念”為基本框架，在其指導下，再輔之以簡明化的材料，以凸顯“歷史的鐵的邏輯演進規律”，其特點是高屋見瓴，以點帶面；不足之處在於：易忽略差異性和歷史面相的多重性。當然，對某些正在發生和不久前發生的事實，人們的認識需要一個沉澱的過程而不宜過早定論，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大敘述”、“大概念”繼續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更具多元性的新敘述概念從兩個方面被髮掘、引入到歷史學研究領域，這就是中斷數十年的中國史學中的私人著述傳統，以及強調作者自主性的西方歷史學理論。隨著新敘述概念越來越被人們接受，故而當代人寫當代史已成為可能。另一個更重要的積極變化是，黨和國家為了總結建國後的歷史經驗，進一步配合和推動改革開放，一些檔案館陸續向社會開放，官方機構在80年代以來也相繼整理出版了許多當代史的重要文獻，從而為研究當代史提供了基本條件。由於建國後的歷史全面、深切地影響到億萬百姓的生活和命運，社會各界對探討當代史的一些問題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坊間也出現了大量有關1949年後的各類出版物，外國相關研究也被逐步介紹到中國。
總之，社會有需要，也具備了研究的初步條件，故而當代人可以研究當代歷史。這種研究雖然存在著某些客觀限制，但也有諸多便利條件，例如距今時代較近，研究者對研究物件可保持較鮮活的個人感受；在資料蒐集方面，也因距今不遠而較為方便。
對50年代歷史的研究在當代史研究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首先，50年代是當代史的開端。研究當代史從五十年代起步，不僅是研究時序展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或從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