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晉江縣深瀘漁民“攻擊”糧食政策說，毛主席當主席，一頓吃四兩；劉少奇當主席，一頓吃三兩；以後再一個主席，不知吃幾兩？晉江縣華僑僑眷八九千人，“爭著要出國或跑香港”。＇24＇
瀋陽“有一些壞分子揚言”，給餓飯的孩子照個像，給毛主席寄去。包頭鋼鐵公司有幾個工人甚至要把帶沙粒的小米飯送給毛主席。＇25＇……
針對各地出現的大量不滿言論，各級黨委把加強專政和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公安部長謝富治要求各地專政機關“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重點打擊五類分子的 “造謠”、“誣衊”和“反動言論”。＇26＇在打擊、震懾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同時，各級黨委重點向群眾宣講“十年偉大成就”和“今後的幸福遠景”，以澄清群眾的“模糊觀念”：
一，糧食究竟有沒有取得大豐收？正確答案是：“堅信糧食取得了大豐收，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任何動搖”。＇27＇
二，為什麼糧食大豐收了，還要號召節糧？為什麼各條戰線都取得了勝利，卻買不到日用品？正確的答案是：“不是糧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東西少了，而是買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難，國家有國家的困難，群眾應設身處地，站在國家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不應一講節糧就埋怨、發牢騷。
四，社會主義絕不會餓死人，說農民被餓死完全是階級敵人的造謠、誣衊。
上述種種充分說明，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意識形態，在修復和具有極其強大的功能。同時，這種具有強制性質的意識形態，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夠以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類平民化語言訴諸並調動群眾的情感，使其服從於自我剋制。現實世界早已是滿目蕭肅，但經過意識形態的過濾，就變幻為“萬紫千紅”， “滿園春色”。只是這種意識形態的遮蔽效果實在過於強大，竟也誤導了領導者的常識思維，嚴重影響了他們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
1960年5月，北京領導層開始逐步知曉糧食問題的嚴重性質。事情的起因是，遼寧工業基地和津、滬的糧食供應已難以維計，但直至此時，北京對糧食和農村危機的深度和廣度仍模糊不清，而僅將問題理解為調運糧食出現了困難。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發出緊急調糧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令人驚奇的是，即使到了這一步，一些領導幹部仍在繼續隱瞞饑荒的真相。周恩來以後回憶道，在1960年夏天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本人“已經意識到糧食有問題，但大家不承認，結果把真實情況給掩蓋起來了”。＇29＇周恩來所說的“大家”既有中央幹部，也有省級大員。就在這次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召見李富春、薄一波、陳正人談話，要求全國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動員7000萬人來大鍊鋼鐵。＇30＇毛的這個指示很快就具體化為1960年7月後興起的“保糧保鋼運動”。
“保糧保鋼”運動的核心是試圖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提高鋼產量和解決農村糧食問題。雖然中央到此時對各省的糧食情況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糧食出了大問題，這才有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大力糧食”。無庸置疑，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飢腸轆轆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完成1860萬噸鋼生產的任務，而在繼續堅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風，動員幹部下鄉整社，對解決大饑荒顯然也無濟於事。
就在“保糧保鋼”運動全面展開之際，農村餓死人現象已發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僅山東省章丘縣黃河公社一地，從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勢下，北京高層終於完全清醒。9月7日，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規定除少數重體力勞動者外，城鎮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糧。檔案首次承認“夏收之後，浮腫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現象繼續發生”。
三、大饑荒日趨嚴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廣運動
糧食空前緊張，廣大農民食不裹腹，就連較為富庶的江蘇省揚州地區，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無菜”的境地，泰興縣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 96天裡，每人口糧僅82斤。＇33＇1960年底，東北三省農村人均口糧已減至232斤，比1957年減少了55％。＇34＇至於豫、皖、川、魯、甘、青、桂、黔等農村部分地區，則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