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就請儘管說吧，但您要說得婉轉些。如果有人衝我大叫大嚷，我倒寧願去上吊。”巴菲特其實並不需要她說這番話給他聽。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們——很少數的一夥，包括格雷厄姆的親戚、《郵報》的主管以及凱的朋友們——都很擔心他，引用《新聞週刊》主管德羅的話來說：
沃倫是個來自奧馬哈的外人，他佔有公司份額的10％。我們對此的反應是“為何我們從未聽說過他？”這令人覺得害怕，他是第一個自己帶著椅子坐到桌子旁邊來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這一點。他告訴主管們，作為一項投資，他為什麼喜歡《郵報》公司，以及從個人體驗來說這份報紙如何能給他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其他新近加入俱樂部的人一樣，他所能說的一切不過是能到這兒來，心情無比激動等等。
他簽署了對唐。格雷厄姆的委託書 （這使得凱的兒子和繼承人有權投伯克希爾的票）——這是他對管理層表示忠心的不尋常的舉動。同時，他還書面地宣佈希望伯克希爾能“永遠”持有它的《郵報》股票——另外一些不過
是藉以迷惑現代的投資組合管理者的言辭。巴菲特透過各種方式來暗示自己不僅僅是個投資者，還是一個合夥人，就如同他曾對貝蒂。彼得斯做過的一樣。
巴菲特開始頻繁地來到華盛頓。在召開董事會會議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頓的富麗堂皇的家裡。布拉德利，不再是個鄉巴佬，說道：“我們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臺，我們從來沒有結識過這麼有錢的人。”
他似乎被我們迷惑住了，而我們也被他給嚇著了。多年來他總是穿著一件蘭色的皮夾克，每個人都像是想找這件衣服的碴兒。我想他正是因為這樣才總穿著它。董事會會議上，編輯們路過這兒，聊上幾個故事，他也會湊湊熱鬧。他很喜歡參與事情，喜歡我和凱之間隨意輕鬆的關係。有一次我們在打網球，我把她逼到欄杆那裡去了。沃倫說：“我實在要對敢於把自己老闆逼到欄杆裡去的人表示敬意。”他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極度感染力的熱情。
《郵報》的主管們都習慣於把自己當作新聞記者——自認為自己是新聞巨頭。巴菲特開始向他們點點滴滴地灌輸有關財務方面的知識。有一次，他突然跑進德羅的辦公室詢問關於《新聞週刊》的事。後來，他開始解釋自己對《新聞週刊》特許權有什麼樣的看法——其中，他運用了與漢堡包連鎖店的類比，顯得淺顯易懂。
“當我聽完以後，我對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羅說，“他好像一股鐳射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絕不會讓你覺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別的是，巴菲特成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師。每次他來華盛頓，總會帶上一大堆年度報表，然後讓她一行一行地閱讀它們。有一天，巴菲特送給她一張沃爾特。迪斯尼報告的封底圖片，上面畫著一個小孩熟睡在嬰兒車中。巴菲特在上面註明道：“這就是在讀完第20份年度報告之後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覺得巴菲特在操縱她，但格雷厄姆覺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義，他並不告訴她要做些什麼，而只是給出建議和勸告，他的魅力在於他富於耐心，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強大磁力。格雷厄姆愈發瞭解巴菲特，她也就愈發喜歡他的觀點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就是《郵報》應該買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覺得這簡直是在發瘋。如果一個公司償還了它的資本，那它怎麼能夠成長下去呢？巴菲特認為整體的增長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長率，它就像減少了一塊比薩餅分出的份數，如果股票可以用低價收回——此時《郵報》股票非常廉價——那每一塊餅上的乳酪就會多些。
巴菲特還幫她從數學上攻克了這個問題，在她那佐治頓的堆滿書籍的書房裡寫寫畫畫。
格雷厄姆接受了這些觀點，和《郵報》的其他主管談起這件事情，他們發現她運用了大量的財務術語。她公開引用巴菲特的原話，而某些人則對此極為反感，在回答職員們提出的建議時，她的回答方式讓人生氣：“有意思——我們去問沃倫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會一年以後，格雷厄姆決定舉行一次罷工。她一直渴望能削減《郵報》印刷室嚴重超員的現象，並且把控制權從好戰的印刷工會手中重新搶過來。有的印刷工人砸壞了工廠，罷工也變得愈發嚴重起來，（臭名昭著的佈告宣佈了凱已故的丈夫，費爾槍擊了錯誤的格雷厄姆。）《郵報》
只有依靠不參加罷工的工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