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效率低下，實際上是由於農村的中間商和掌權者透過低價購買農產品、高價銷售農民需要的消費品，或者向農民實行高利貸剝削造成的結果。農民需要的是來自左派的支援，以使他們能獲取土地和公平地進入市場、獲得信貸的機會。
不用說，上述兩派都密切注視著1974年的土著大會。大會的成功以及大會後天主教會在拉坎頓叢林地區向印第安人以土著語言傳授的墨西哥政治、經濟、歷史等課程，似乎進一步證實了土著人口的複雜性和進步潛力。在土著大會的影響下，國內其他地區的左派活動家也致力於建立非政府的獨立組織，很多城市知識分子也改變了他們關於農民的觀點。
同時，在土著大會的影響下，政府也試圖同化土著領袖，於1975年在米卻肯州的帕茲庫阿羅（Pátzcuaro）召開了印第安人民全國會議。在整個70年代，墨西哥政府與左派運動為控制工人和農民組織展開了競爭。1970—1976年，埃切維里亞政府以民眾主義、土地改革和向東恰帕斯移民等方式，將一些農民納入了執政黨的支持者之列。1976—1982年，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利用石油繁榮帶來的大量收入投入農村地區，以此贏得政治支援。同時，一些左派活動家在那些因政府的土地改革缺乏行動而感到沮喪的農民中贏得了支援。1968年學生運動被*後，一些左派避免與政府公開正面衝突，轉而透過合法渠道致力於土地改革。當時出現的獨立農民組織與支援政府和執政黨的農民組織同時並存，在農民中間爭取支持者。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