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由於王稼祥的堅持，他還是同意了文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以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朱仲麗見天色漸晚，請毛澤東在他們家吃晚飯。毛澤東笑道，“可惜你們家的菜裡沒有辣椒！”
毛澤東在大笑聲中離去。
幾天之後，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
這樣，“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便屬於王稼祥——儘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類似的提法。特別是鄧拓所寫的社論，是早年全面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澤東主義”（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未被毛澤東所接受。1948年，吳玉章也曾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重新起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毛澤東仍不予同意。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已日漸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論、策略、方針。
訪張聞天夫人劉英（1）
坐在她家寬敞的客廳裡，壁上掛著陳雲手書魯迅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回憶張聞天書贈劉英陳雲時年八十一”。
劉英的資歷頗深，只消列舉一件事便可說明：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機關所在的中央縱隊秘書長，最初是鄧穎超。鄧大姐肺病日重，由鄧小平接替了她。遵義會議後，鄧小平調往前方工作，接替鄧小平的則是劉英。
跟劉英談了一兩句話，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鄉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長沙。其實她不姓劉，而是姓鄭，單名傑。她從湖南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時，臨時取了個化名叫劉英。姓劉是隨便改的，“英”則是“傑”的延伸——“英雄豪傑”嘛！從此，劉英這名字叫慣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證上也寫著“劉英”。在黨內，知道她的本名鄭傑的只有兩個人：一是當年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人李維漢；二是她進入中央蘇區時的接頭人周恩來。解放後，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鄭傑，可是改不過來了。此外，她留學蘇聯時，還用過一個俄文名字，叫“尤爾克娜”。
採訪劉英，氣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記憶力驚人，遠遠超過她的同齡人，而她又健談，富有幽默感。第一回採訪沒有談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採訪她。
她不僅思維、談吐富有條理，她收集的資料也井井有條。說到什麼事，她會隨手去取出一本書，加以補充說明。有一次，說到某某人，她建議我去採訪。她拿出由她自己編寫的通訊錄，上面的人名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電話號碼。
細細聽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親臨那血與火的年代，在隆隆炮聲之中，卻輕輕地穿插著一支愛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國的“鐵流”——紅軍正在“地無三尺平”的貴州艱難地前進著。個子嬌小的劉英，穿著一身灰布軍裝，裹著綁腿，正行進在紅軍“地方工作部”的隊伍裡。忽地，通訊員奔來，遞給她一張條子，上面寫著：“劉英同志：決定你接替鄧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隊報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隊，也就是黨中央機關所在的隊伍，是“鐵流”的核心。劉英奉命趕到中央隊。李富春同志告訴她，中央隊的秘書長原是鄧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鄧小平調往前線，組織上決定由她擔任中央隊秘書長。
“這工作我幹不了。”劉英說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麼客氣起來了呢？”李富春笑了起來，然後話裡有話地說道，“反正有人幫助你嘛！”
劉英不明白這“有人”指的是誰。她無法推辭，也就服從組織分配，來到了中央隊。
她在中央隊遇見了毛澤東，他用神秘的口吻問她道：“劉英，你知道誰把你調到中央隊來的？”
“富春同志呀！”劉英答道。
“點子是鄙人出的！”毛澤東大笑道，“把你調來，可以讓小平上前線，那裡正需要他。除此之外，還可以‘公私兼顧’——你工作上有什麼困難，找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