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太陽成一固定的斜角轉圈，終日不落，冰面上沒有任何參照物，你永遠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頭的隊友就是你的參照物，就是你的目標。這時，不管你行走得多麼機械、乏味、無趣，心是踏實的，因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說起他的萬科，不無自信地說：“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商每年的產值是1 000億，那就是萬科的參照物！”王石還鼓勵我：“50歲的男人，事業剛剛開始。”這些話，周樺在書中也一網打盡。
王石本說帶我去南極的，卻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壯舉北京的慶功宴上，我悄悄問他：“為何不帶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嗎？”“什麼毛病？”“在北極你丟三拉四的，一會丟羽絨服，一會在帳篷裡又燒了羽絨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這都足以令你丟命，別說羽絨服，丟一隻手套就沒命！”這是我一生中被潑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幾天來腦子裡像有一條火辣辣的鞭子總拷打審訊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麼過，你又怎麼過呀！
透過周樺的筆觸，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縝密地為自己設計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時保持的那份執著和清醒，難怪他的人生和他的萬科又是那麼充滿異彩。我永遠望塵莫及。
周樺讓我隨便為王石的書寫點什麼，我就隨便了。
於2006…5…31端午節
（本文作者為《新週刊》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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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這個人》後記（周樺）
作為一個人物採訪記者，寫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負責任的嫌疑。況且，同樣是A這個人，B和C兩個人對他（她）的看法也許會完全不一樣。無論成型的文字呈現什麼樣的狀態，總有人滿意，也總有人不滿意，所以我一直為我曾經做了4年的人物記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為有這份戰戰兢兢，我內心也有一份驕傲：我畢竟完成了每一次對採訪物件的觀察並且寫下了自己的感受。
無論貧富貴賤，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段起伏優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記者的時間裡，我最大的快樂就是做一個耐心的傾聽者，傾聽並且記錄下每一個在我面前真誠講述的被採訪者的故事。在他們的講述裡，我與他們一起喜悅和感傷，彷彿也經歷了各種各樣的人生，我想，這是那些採訪的歲月裡最有價值的時刻。唯一讓我遺憾的是，因為欄目定位的關係，我的採訪物件大都時候被侷限在企業人士這一人群，這真的有些不過癮。
不過，也有值得慶幸的地方。在短暫的中國市場經濟歷程裡，一代企業家、創業家、職業經理人是最能體現社會脈動的人群，他們的故事往往濃縮了別人數倍時間的經歷，對他們的採訪，我總是認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樣，對於王石的採訪，就是一直在這樣的心態下進行的。
這本書從2005年12月在廣州開始動筆，到2006年5月在北京寫完最後一個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裡，有寫得特別順利的時候，也有寫得特別艱難的時候，這是因為王石既是一個最容易寫的人，也是一個最難寫的人。容易寫，是因為王石的故事對於公眾來說，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業家故事，這要歸功於王石的開放透明態度；不容易寫，是因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貼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萬事大吉了，這樣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這畢竟是一種不負責任，無論對自己還是對讀者，我希望自己寫出的王石，是一個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業家採訪記。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圍下要突圍出來，寫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麼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有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這一切都要交給讀者來評判。
我很感謝王石先生對這本書的支援和配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媒體從業者，他的信任增加了我工作中的自信。我想，這種對媒體不拘一格的坦誠對待，也是王石先生以及他所領導的萬科企業的一種處世姿態：真實並且誠信，這正是他和萬科的傑出之處。
我也感謝《21世紀經濟報道》的總編沈顥先生為我的第一本書寫序，在傳媒工作期間，我一直希望有機會為他效力，卻兩次擦肩而過，他作為傳媒人所展現的智慧和風範讓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
感謝一直景仰的新浪網總編輯陳彤先生為這本書寫的評語，我在做市場工作期間，數次與他的團隊合作，受益匪淺。
今年是我的老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