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被糟蹋了。
審計還指出，鋪張浪費遠不止於此。在工程費用、土地徵收、道路修理、集資聯建等事務中，同樣存在鋪張浪費。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濟私，以權謀私的經濟問題。村裡安裝電話，會計和出納每人減免2000元。村長潘義漢一年的手機費就報銷了11000餘元。此外，公款私借現象也多次發生。
被激怒的村民們，憤慨於村官們的“腐敗”，並將村官們假想為掠奪他們土地和利益的團體。1998年9月8日，800餘村民在中國第一份由農民起草的罷免書上籤了名。很快，梧田鎮政府、甌海區人大常委會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罷免書。
通往監獄的門敞開著（4）
一段日子後，村民們沒有聽到任何官方回覆。起草者吳錫銘去徵詢區民政局的態度，並聲稱罷免是“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民政局一官員答覆說：“我說了不算，只有區委組織部和鎮黨委才能做主。”
無奈之下，吳錫銘跑到浙江省民政廳。敲開基層政權處的門，他終於聽到了肯定的回答：“你們有權利罷免村委會主任，區民政局不同意，你們可以起訴他們不作為。”
1998年11月4日，《村委會組織法》開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試行，原先的24個條文也變成了30個條文，對照第19條、第20條，吳底氣更足。
可是，法律條文似乎並不足以打動甌海官方人士的心。四處碰壁的吳決定乘去北京大學看望女兒的機會，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頤和園的水已經結冰了。看過女兒，離開北京大學的吳，受到時任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群建設處處長劉喜堂的接待。吳擔心國家部委的官員們對上訪者不信任，特地將《溫州日報》關於村民欲罷免村委會主任的報道，呈遞給劉。
劉看到的村民要求罷免村委會主任的材料上，潘義漢的行為和一個村委會主任的身份，已經嚴重不相符：潘不顧村民重託，對村務財務未經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職權自作主張，導致集體資產大量流失。譬如，對集體公益事業建設，暗箱操作，1996年村裡建造三個廁所，未透過村民代表會議，造價未經公開投標，結算也不公開。
劉對他們的民主熱情表示欽佩，並態度鮮明地支援他們的罷免案。
雖然有了國家部委官員的“口諭”，罷免案的啟動依舊不那麼順暢。性格倔強的吳，不斷給北京方面打電話。
不久，民政部要為《村委會組織法》的實施開個全國性的會議，各個省民政廳和地級市民政局的官員被要求與會。會議組織者還特別留給梧田鎮鎮長一個特別的列席名額。
回憶劉喜堂對他描述過的會議的場景，吳黑黝黝的寬闊臉膛上，紅彤彤的，光彩照人：“開完會後，劉處長給我打電話，他說他在會議間隙發言，‘寮東的村民要罷免村委會主任，可是鎮裡卻不同意，今天，我們把鎮長邀請到現場，請他開完會回去啟動罷免，尊重民意，貫徹《村委會組織法》。’”
吳說，會議結束後，劉還專程去賓館和鎮長談話：“尊重老百姓的意願，別讓他們老是上訪啊。”
鎮長回到溫州，見到吳，打趣道：“謝謝你，給了我一個去北京開會的機會。”吳笑答：“你要請客，我不上訪，北京怎麼知道還有你這麼一個鎮長？”
1999年春節後，機關開始上班。吳一臉嚴肅地找鎮長：“怎麼老是搪塞，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罷免？”不願意在推諉拖拉中慢慢等待，吳再度致電劉喜堂，懇望藉助他的力量和途徑，推動寮東村的罷免。
此時，另一份審計時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審計報告出臺。結論依舊是財務混亂，報酬不透明，鋪張浪費等等。兩份審計報告預示著罷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證明吳的“上層路線”發生了效果。民政部將他們的罷免要求，向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作了彙報。據說，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在摁滿手印的罷免書上作了批示。後面的事情一路順風。浙江省民政廳決定派員前往寮東，督察村民提前改選村委會主任。
3月的一天，鎮政府派出一個21人的工作組，前往“核實”村民的聯名要求。來自溫州人大常委會的訊息說，一工作組成員把一個婦女“同意罷免”的意願，寫在“不同意罷免”一欄。看上去，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小插曲，但在一個反感情緒壓抑已久的村莊，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罷免的“證據”。
實際上，面對黃祝華等村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