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的，沒有需求，何來發展？
再說掠奪，如果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要麼對內掠奪農民，要麼對外掠奪原住民。這兩者的背後都有著一個渴望財富的市場的呼喚！
前者為了擴大生產，然後賺資本，後者就是直接搶資本，搶了以後再投資再賺再搶，由於身邊還有小夥伴再搶，那你就必須更加把勁兒地去搶。
而明朝這樣一個靜態的農業帝國，既富有，又缺乏內外競爭，根本沒有出去掠奪的動機，國家的主要義務是賑災和保持小農不要破產，社會和諧了，就好，投機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沒有市場需求的支援和對私人資本的保護，商業資本沒有出路，最終只能迴歸農業。更談不上原始積累。
從政策上講，資本主義的的發展是需要國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勵商業發展，以及海外貿易，鼓勵私人資本的增殖，為了擴大生產而迫使農民破產，以提供自由勞動力，政府透過稅收從私人資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國家稅收幾乎完全依靠田賦和人頭稅，其稅源主要來自自耕農，也就是小農們！他們是真正的國本，而商業的發展帶來的利潤在明代這樣量級的國家面前，是十分遜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無法讓政府提起興趣，而商業的發達必然帶動人口的流動，以及稅收和管理的困難，這都是動搖農業國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業所帶來的對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級森嚴的**國家之大忌。更何況明朝的經濟政策即便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都是保守而消極的。
這其中有兩個特點：一是平均主義：因為對蒙古統治的厭惡與反動，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就打算“恢復中華”，他期待國家回到蒙古人的腥羶汙染前的狀況，於是他就著手恢復到古代的理想社會去，在經濟上的表現非常消極，他為了維護農業社會的和諧穩定，割蘇杭商業發達地區的肉，去填不發達地區的坑，為的就是保持整個國家發展的平衡，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讓資本和勞動力集中於一處，但在明代這種國策的干涉下，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棄對經濟秩序的管理，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金融管理的消極，主要體現在鑄幣方面，明代的鑄幣量和宋代相比是極少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缺銅，明初發行紙幣失敗以後，大明朝就對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於在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稅收又迴歸到了實物繳納的狀態，而這對於商業貿易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再者，在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之下，政治正確的做法始終是保護農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國家工作重心始終是以小農利益的為中心的，打擊大地主，增加佃農，使耕者有其田這樣的仁政才是古代衡量一個朝廷的統治是否成功的標準，而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敵。
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條件是大量的自由勞動力，而這在明朝確實也出現了，因為明朝的統治在傳統政治看來是失敗的。朱八八的復古主義分封了一大批只許吃飯，不許幹活兒的藩王，再加上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培養了一大片大地主和失地農民，這些沒有土地的人和英國圈地運動中形成自由勞動力是一致的，都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稱呼這些人，在明朝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流民。而最終大明朝亦是被這些人推翻的。
為何同樣的自由勞動力在英國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明朝卻推翻了一個帝國呢？區別就在於經濟結構的不同，英國人為了貿易利潤擴大生產，對自由勞動力有需求，這些需求就消化了他們，把他們轉化為了產業工人。而明朝由於前面說的種種原因，根本不存在消化這些多出來沒事幹的勞動力的產業，最終只能被流民埋葬。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缺乏與商業發展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由於貴金屬缺乏，中國很難穩定地為市場供應貨幣，直到紙幣發明，政府由於缺乏金融知識，濫發紙幣導致貨幣信用破產，最終放棄了貨幣政策。
因此民間自發使用的貨幣替代物便出現了，那就是白銀。然而白銀並不是貨幣，它本身不具備完整的貨幣屬性。白銀並非抽象的符號，沒有幣值概念，白銀作為通貨本質依舊是以物易物，不需要政權的認證和信用擔保，這和銅錢的性質相去甚遠。也正因為此，政府無法透過貨幣政策干預市場，而明代落後的財政制度由使得它難以有效地從民間財富中獲得稅源，財政危機成為常態，故而只能透過加稅進一步掠奪農民，激化社會矛盾。
清代透過購買日本銅礦發行銅錢的做法緩解了這一問題，但始終無法解決缺乏貴金屬的天然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