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違禁品私販給倭寇，牟取暴利。又以許澎湖互市為誘餌，“勾引紅夷，詐帛麻即錢三萬”，後由於互市不成“（‘紅夷’）殺戮商漁，窺內地”，在呂宋殺明移民兩萬人，自此以後，“紅夷無歲不窺澎湖”。日本則宣告要襲擊雞籠淡水，弄得邊海地區騷動［140］。
對朝鮮的索賄，更是變本加厲。如萬曆三十八年（1610），冊封世子詔使太監冉登在朝鮮“需索百端，至使造橋京城南大門，以迎詔敕，謂之天橋，以為捧銀停止之計”。冉登的爪牙更公開告訴朝鮮的官員，送禮給冉登“不用許多雜物，只用銀子折計，開單以示”即可［141］。天啟五年（1625），封王詔使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尚未入境，朝鮮已“聞二太監通賄數萬於魏忠賢”而來，“其意專在銀、參”。因此“舉國失色”，“參價踴貴”，而籌措接待他們的費用竟成了朝鮮政府的大難題。他們“令諸道每四結收布一匹上納”，並以償還米、參為條件，向毛文龍借銀數萬作準備。果然，王敏政、胡良輔到開城府，即以開讀禮為名，徵索不已，贈銀一萬二千兩，猶有不滿之意。朝鮮負責接待的儐使只得答應到京城後再添給。後來又送了他們大量人參、銀子。當走到要渡河的地方時，王敏政、胡良輔又以無橋為藉口，勒索銀兩，稱為“無橋價”［142］。崇禎七年（1634），封世子敕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