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危機與我們沒有正確掌握世界的發展動態有關。各國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時，就已認識到了世界經濟這一重要的限制條件。然而，韓國政府卻仍在沿襲“井底之蛙”的老一套模式。
隨著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的日益加深，全球經濟主體之間因競爭而引起的浮沉也呈現不斷加快的趨勢。與此同時，在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矛盾也因此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然而，只有韓國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他拒絕了為生存而要做出改變的最低要求，結果便出現瞭如此慘淡的局面。
從表面上看，烏雲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如果烏雲聚集並下起雨來，就有可能淋溼我的外衣、襯衣甚至是襪子。世界經濟的重要性，當然不能與飄浮的雲相比。而且，其重要性透過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會變得越來越大。
關於全球化，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它是世界經濟主體隨著相互依賴度的不斷深化，逐漸形成單一市場的一系列過程。即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所有的經濟主體逐漸深入世界經濟的過程。
當然，政府制定政策的效應，也與以往不同。這是因為，世界經濟主體對一國政策的反應變得更加敏感。將來，能夠正確預測世界經濟的動態，並反映其結果的政策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並且，當一個國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他國家政府限制物件的情況下，政府仍依據本國內部情況而制定出來的政策，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消極後果。
這正是我們需要改革的部分。行政不能成為國內生產活動的絆腳石，行政更不能成為外國投資者到國內進行投資的障礙。在韓國，能為韓國國民帶來工作機遇並主動按時交納稅款的企業家，他們不分國籍，都是大韓民國的愛國者。
然而，在韓國，事業很難開展起來。即使是事業已經開始，但企業的發展有諸多限制，並需要大量的“活動經費”。這說明，政府起到了降低企業競爭力的負面作用。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的結構調整，應以包括屬於生產活動在內的一切因素為物件，如資本和經營、勞動和土地以及制度和法律都應是結構調整的物件。而且，在調整目標時，要提高工作效率，其時間越快越好。
資本調整、勞動調整雖然很重要，但是，調整政府的服務才是整個結構調整的核心。政府的行政服務透過制度和法律這種渠道，給生產帶來影響。因此，政府部門的結構調整，要迅速、果斷地進行。
生產者並不是經濟的全部。包括生產者的利潤在內，政府應該仔細瞭解並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同時也要站在生產者的角度考慮，至少不要使我們從破產企業口中聽到“因為政府”、“因為公務員”而破產等令人羞愧萬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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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極佳的國家（1）
A公司是總部設在日本而生產工廠卻在美國的一家企業。公司的法人雖然是日本人，但在公司內部，並沒有幾個日本職員。然而，在美國的工廠，卻有1；000多名美國人在工作。其生產、產品設計、研究開發等主要事業部門都設在了美國。
與此相反，總部設在美國、生產工廠在日本的B公司，其法人是美國人，但整個公司里美國員工也僅有數十名。而設在日本的工廠裡，有1；000多名日本人在工作。美國政府應把哪家公司視為美國企業，並提供政策支援以維護國家的利益呢？答案當然是A公司。站在國家的角度上，企業法人的國籍已不再那麼重要，國家所關注的是一家公司在本國能夠創造出多少就業機會及附加價值。
如果A、B兩家公司同時參加美國政府發出的國際招標時，美國政府應支援哪家公司呢？如按照傳統的觀念，政府肯定會支援B公司。B公司中標拿到專案之後，要根據合同增加產量，其設在日本的工廠由於工作量增加而導致人員不足，需要在日本再度招聘工人。其結果，美國政府間接地為日本做了件好事。
我忽然想到，在參加與跨國企業進軍國內相關的TV研討會時，一位社會學家說過的話。他認為，韓國的IMF危機與我們國家的消費者過於奢侈有關，同時向聽眾提議廣泛開展“購買國貨”等愛國運動，並提出“跨國企業進軍韓國，只能減弱經濟主權”的論理。我個人認為，他是在小題大做。
消費資料的進口，只佔韓國進口總數的12％。大部分的進口產品是資源、能源和生產裝置。所謂的豪華奢侈性消費資料的進口總額為50億美元，這與1500億美元的整體進口額相比，所佔比重是極少的。若要節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