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救亡的經濟（10）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援蔣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原本計劃投資於經濟專案的款項被大量地挪用。臺灣學者王業鍵的觀察是，“計劃經過調整，首先考慮的是軍事目標，強調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宣傳”。
另外一個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業家階層全然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宋子文時期曾經組建過一個40人的中國經濟委員會，張公權、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領袖受邀擔任委員。孔祥熙上任後，這個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完全變形。《國聞週報》曾經作過一個統計，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裡，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而由孔祥熙等五個政府官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則開了八次會，企業家階層被完全遺忘。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 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 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甦，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洩、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資料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白銀危機在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兩個領域造成了不同的後果。
白銀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內竟帶來銀行業的表面繁榮，特別是佔據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國的白銀洶洶流向這裡，在此交易並透過走私出境，因公債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機生意突然又活躍起來，上海幾家主要銀行的利潤在1934年達到了3 120萬元的歷史紀錄，還冒出了11家新銀行。當然，這是短期內因投機而造成的虛假繁榮景象。當時就有一個叫漠湮的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評論：“一方面是內地的國民經濟不斷地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卻出現了人為的繁榮假象。”
1932救亡的經濟（11）
危機在工業界則呈現得更為直接和慘烈。
在過去的幾年裡，東北淪喪，華北緊迫，長江中上游又是國共內戰不止，對於經營企業的人來說，大半個中國市場已是無可作為。而如今，白銀外流造成信貸的空前緊張，外貿萎縮和國內消費市場的委靡更使得生產能力大量放空，在兩面夾擊之下，全國工廠頓時風聲鶴唳。
在生絲業，由於需求減少和絲價降低，上海的絲廠從1931年的107家減少到33家。在麵粉業，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廠全部停止營業，企業主們緊急上書南京政府，要求提高進口麵粉的關稅，因為政府對日本麵粉的低關稅造成了民族工業的絕境。在橡膠業，由於價格猛跌，全國30家橡膠廠中有3/5倒閉關門。在商業領域，倒閉風像瘟疫一樣擴散，僅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業企業倒閉，下一年又有469家倒閉。
紡織業是當時中國最大、最重要的製造產業，紡織業資產佔全國工業總資本的36％，紡織工人佔全國全部工人總數的56％，長三角又是紡織業的中心，全國127家紡織廠中有80家開在這一帶。危機到來的時候，它受到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