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盛行同居，一對男女廝守多年生兒育女，始終不行婚禮，司空見慣，除了社會經濟形態等深層次原因以外，人們普遍認為，既然有婚姻會敲響愛情喪鐘之說，那麼又何苦多此一舉，免了婚姻的一紙契約，戀愛男女之間互相奉獻，就不會因為結婚而變質為義務，如此一來，反而可以保持愛情之樹的長青和新鮮度。看來不少華裔僑民也是入鄉隨俗。
笑容可掬的偉小姐原籍上海，來自香港，操一口純正的上海話和廣東白話，據她說就是不會講丹麥話，儘管到此地已是第十個年頭了。偉小姐告訴我們，除了白天，晚上她是不睡覺的，和三姑六婆擺通宵的麻將陣，不亦樂乎。一聽來自上海的我們要辭行，馬上說，“遠道來的鄉里哪能說走就走。”好客的偉小姐轉身走向客廳，打電話通知在飯店的金先生。我們一下子不知所措，林先生悄悄說，“偉小姐挽留二位，恭敬不如從命，否則她會不高興的。” 敦厚的林太太連忙重新沏上茶，告訴我們她不知有多想念留在上海的兒子，早思暮想，夜不能寐，老是念叨著何時與兒子重逢。大成問林先生，他帶來的大宗貨物脫手了沒有，林先生笑道，“有些已經送給了金老闆，不用說他是個明白人。其他暫且寄放這裡，等環境熟悉了，慢慢脫手不遲，不必性急。”
儒雅的金老闆是至今遇到的臺灣同胞中最特殊的一位，無論是當時的感覺，還是今天的回憶，他不同凡響的品行和氣質，以及“及時雨”的豪氣，令人難忘，北歐華人口口相傳關於他的好名聲，也可從中得到證實。在當今越演越烈人情薄如紙的商品世界，毋庸說是不多見了。談到他，我們常常會感嘆，金老闆彷彿是陰差陽錯，一箇舊時的豪傑來到了人心不古的現世，生錯了時代。他出身將門，國民黨在大陸失勢以後，隨父親來到臺灣，畢業於臺灣淡江大學英語系並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又進了臺灣軍官學院。他並沒有繼承父業，跑到香港做生意，二十年前隻身來到丹麥，從飛機上下來身上僅有二十美金。出於禮貌，我們沒有多問，不過，其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可想而知。現在，他在哥本哈根有二家高檔餐館，一家是義大利式的，另一家是日本料理，均位於鬧市區，生意興隆。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和多數臺灣人一樣，對於隔絕數十年之久的海峽另一側，金老闆知之甚少，但是他絕不妄加評論，沒有那種自覺得“比大陸人更瞭解大陸”的毛病。一方面和他久居海外，對國共兩黨恩恩怨怨的淡化有關，另一方面和他正直的天性與實在的學識分不開。
當天下午，金老闆駕車帶我們到他那家叫“拿波利”的義大利餐館。“拿波利”位於哥本哈根繁華商業街，市容整潔，一塵不染，這裡的現代化辦公樓和和幾個世紀前古老的建築交相輝映，摩登和古樸結合，感覺奇特但是和諧共處。行人們散步之餘，可以即興在露天咖啡店和各色餐館享受餐飲，五花八門，這裡幾乎能夠找到世界各地的佳餚美饌。和繁複的傳統純歐式風格不同，“拿波利”在建築裝修上沒有采用過分繁文縟節細節，選擇了明快的現代要素，餐廳別出心裁的紅磚牆面，既前衛又有北歐的粗曠氣息，營造出一種舒適而休閒的氛圍，無論從餐廳，吊燈、壁爐甚至於廚房，處處現出簡約卻不失典雅的設計巧思。從視覺效果來看，就連很有品味的餐桌設定，和整體風格也配合得渾然一體。領班是個定居丹麥多年的義大利中年男子（南歐人到北歐謀生，是因為北歐相對的高收入和生活的高品質），風度翩翩又不失沉穩，像個伯爵府的職業管家，上前迎接東家金先生和東方來賓，然後小心翼翼將主人引到高雅一角坐下，這是一個別致餐桌，紫銅製作而成，胡桃木桌面，錚亮錚亮的。
學者型的金先生和我們介紹這裡的情況，丹麥是發達的西方工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四萬美元。和其他北歐國家一樣，丹麥是高福利國家，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住房等）開支約佔當年GDP的 百分之二十五。私人住宅擁有率百分之五十，別墅擁有率百分之十，每千人擁有小轎車三百輛。
在領班的指揮下，丹麥侍者開始上菜，有脆皮烤乳豬，鯡魚，冷肉片，燻火腿，橘味鴨塊，大蝦和大盤沙拉，最後壓軸的還有小牛肉和義大利麵條，金先生用如此重量級的美食款待素昧平生的大陸同胞，說實在的，當食客令我們羞愧不已，金老闆似乎覺察到我們的心理，說道，“你們到了這裡，就是我的客人，我當盡地主之誼。你們初次來到海外，處境困難，大陸和臺灣是一家，歐洲的華僑都應該伸出援手，這算不了什麼。”“拿波利”清一色的丹麥廚師和跑堂，由於當地嚴厲的移民管制，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