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漲跌只能從經營業績、發展前景和公司治理這三個方面入手去考慮，其中公司治理是重中之重。因為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夠激勵企業管理者去克服諸如原材料漲價等各種競爭中的困難，實現更高的業績增長，並最終提升公司股價。而更高的股價也就意味著如果公司要實施再融資計劃，以一個較小的比例稀釋現有的股本就能夠吸引到足夠的資金。這樣反過來又促進了公司每股收益的增長，進而推動股市持續走牛，這才是制度救市的根本原理。因此，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能夠對公司治理提出金玉良言的扁鴻式的醫生。
可惜的是，有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多少有點兒諱疾忌醫，不願意在公司治理上動腦筋。說來也好理解，誰願意主動找一根繩子往自己身上套呢？大股東國資委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也不足以約束國有上市公司再融資擴張的衝動。但是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就不可能迎來一個健康的股市機制。
我們的上市公司也好，市場參與者也好，管理者也好，都要下決心在自己身上查詢股市下跌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把股票下跌歸咎於投資人的非理性。曾經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論證過，股市上參與者是否理性與股市漲跌無關。我們*主義者認為，外因都是透過內因起作用的。之所以有人拋售股票，是因為這個公司本身的內在機制不足以說服投資人長期持股，而不是因為投資人不理性。
我國股市在“”暴跌之後，對投資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教育：要長期持股，不要短期炒作；要買大藍籌，不要炒作垃圾股。這些教育都是圍繞著投資人進行的，並沒有針對上市公司本身的公司治理而展開。其結果是股市從6 000點下跌之後，許多投資人繼續死捂大藍籌股票，不肯拋售。他們已經接受了長期投資大藍籌的理念，你不能說他們不理性。可是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許多大藍籌的跌幅遠遠超過同期大盤的跌幅。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指望把投資人教育成為理性的思想者以求維護股市的穩定，我們只能把公司治理這項艱苦的工作紮紮實實地做好，才能讓股市穩定地上漲。也只有這樣，才能讓投資人心悅誠服地接受長期投資的理念，並積極參與上市公司的治理活動。透過股份制改造來提升企業的管理，這其實也是我國股市設立的初衷之一。
“病人”家屬的意見統一不起來，沒有人代表中小股民；有關股市的決策總是在平衡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利益，不能始終如一地以捍衛中小股民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這些問題都是中國股市中亟待解決的痼疾。作為一個堅定的*主義者，我堅信從來就沒有什麼“救市主”。這次我一定要拼盡全力來呼籲建立一個以改善公司治理為核心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股市新秩序，決不接受任何公募或者私募機構的“招安”，決不拋棄那些傷痕累累的中小股民。我，決不半途而退。雖然悲慘和悲壯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被動等待的悲慘下場和努力求生的悲壯命運卻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寫於2008年9月）
通脹無牛市
“”暴跌之後，行情突然又走強了，從4 300點一直漲到了6 000點以上。大家似乎慢慢接受了證券分析機構的意見：通貨膨脹對股市有利。這些分析師是如何幫助投資人得出這個結論的，我不得而知。我想這些結論主要都是受了經濟學的影響。經濟學從供求關係來分析股票的價格，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思路：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資金充裕，對股票的需求上升，導致資產價格膨脹；同時通貨膨脹還導致物價上漲，企業產品不愁銷路問題。
這些思路都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回顧各國股市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凡是通貨膨脹時期該國的股市都表現得非常差。我國在1995年時，通貨膨脹曾經達到兩位數，當時上證指數曾經跌到300多點。國外的情況也證實了“通脹無牛市”的判斷。反觀我國上次的股票牛市，在2001年創出2 245點高度之時，恰恰是我國經歷通貨緊縮的時期。美國股市的上一次大牛市，也伴隨著所謂“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牛市”。我國在2005年7月21日進行匯率改革，當天我接受上海第一財經電視臺訪談時說：“今晚就是熊市的最後一個夜晚了。”之後的兩年時間，股改和人民幣匯率升值等因素同時發力，而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中，並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的苗頭。這確實是牛市形成的最好環境。因此，股改只是牛市的催化劑，而不是牛市的基本面。牛市的基本面是企業透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生產技術、克服原材料價格上漲，形成新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