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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崇禎賜以吳三桂莽玉珠寶，再賜尚方寶劍，倚為皇室干將。自此，吳三桂成為大明朝最後一支訓練有素，能征慣戰的鐵騎。
棄地守京
公元1643年，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由西安出兵，攻佔三邊（今日陝北一線的定邊、靖邊、安邊地區）地帶後，山西無可守之兵；京師形勢日趨危急緊張。這時，大明舉國上下，只有兩支勁旅了，一是左良玉，一是吳三桂。
左良玉此刻兵在武昌一帶，防止張獻忠東出；又兼左良玉匪氣嚴重，難以駕馭，朝中大臣不想讓他入守京師。吳三桂的鐵騎兵訓練有素，部伍整肅，現在是扼守關寧一線的鋼鐵長城。這支軍隊如能與李自成作戰，京師可保！
但是，吳三桂的軍隊又是目前能與滿清抗衡的惟一一支勁旅，倘若吳三桂回守京師，那麼，關寧一帶，落入滿清手中，又將如何是好？
正在崇禎舉步維艱，愁眉不展的時候，給事中吳麟徵上了一道奏摺：
“請棄關外地，速召吳三桂入京勤王！”
陝西總督餘應柱亦同時上書：“闖賊勢大，非全力誅之不可。請調兵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真保之間，併力協剿，庶賊可滅。”
一石激起千層浪！
吳麟徵與餘應柱的奏摺向一片惶惶的大明君臣開啟了一條新思路：棄地回守！
然而這就意味著必然丟棄國土。這樁罪名畢竟是一樁鐵鑄的罪惡，主動棄地又是曠古未聞之事。這個奏摺給了崇禎以希望，也給了他一個巨大的風險。他既覺刺激，又覺激動。
在崇禎看來，關寧鐵騎戰勝李自成，那是板上釘釘，不言而喻的事。而問題的關鍵是，他崇禎敢不敢把祖宗留下的基業丟一部分餵給滿清這個無底洞！大明上下，對滿人和李自成是一視同仁的：他們全是敵人，全是必要剿除的。滿洲人是夷，李自成是寇！當崇禎只有一個王牌師時，他是先防夷，還是先剿寇？防寇則失地於夷，千古大罪也！防夷則失政於寇，千古恥辱也！
罪惡與恥辱，
內患與外患，
崇禎幾天苦苦地煎熬著，思索著，……
崇禎所過的歲月好像是在泥濘的道路上，一年一年，艱難地向前走著，兩隻腳愈走愈困難，愈陷愈深。不斷有新的苦惱，新的不幸，新的震驚在等待著他，因此他在每日的提心吊膽中惶惶不安，度日如年。為什麼會這樣呢？他有時似乎明白，有時又不明白。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斷絕要當大明“中興之主”的願望，只不過不再公然對臣下說出而已，他只是默默地努力著，希望著。
崇禎內心反覆較量著，搏鬥著，最終，要做“中興之主”的念頭佔了上風！他要做“中興之主”，就得先解燃眉之急，而現在火燒眉毛的事就是李自成這個流賊呀！於是，崇禎最後選擇了“棄地衛京師的”策略。
但是，這話他不能說。因為他是皇上，作為皇上，怎能承擔放棄土地這一難堪罪名，讓史家、讓後人罵個狗血噴頭，體無完膚呢？必須有人動議，讓某大臣承擔這一罪名，而他崇禎則必須扮演一個群臣公議，皇上無奈的角色，這方可對歷史有一個圓滿的交待。
恰在此時，薊遼總督王永吉再次上表，請求放棄關封孤懸的寧遠一帶，召吳三桂入京！這給了崇禎一個臺階。他慌忙細細總覽奏摺，其疏曰：
寧遠城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寧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若餘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夕而至。若此，則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以圖存；即山海平民，也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教鎮臣吳三桂以料理。
這道緊急奏摺，給了崇禎皇帝一個重新發動討論“棄地守京”的機會！
崇禎立即召大學士、首輔大臣陳演與魏藻德，兵部尚書張縉彥前來計議。
三人立刻列齊。崇禎把王永吉的奏摺給他們看了，問道：
“王永吉所言，與吳麟徵、餘應柱不謀而合。目今京師危急，眾愛卿以為此法可行否？”
“這……”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竟一時無人表態。
原來，明末大臣多是油滑虛榮之輩。他們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事情本身應如何處理，而是首先想到自身的平安和烏紗帽的安全。那種有可能帶來某種責任與輿論譴責的舉動，他們斷不肯為。
再者，崇禎又是一個剛愎自用，力圖顯示聖明的勤政之君；他事必躬親，而又不承擔任何錯誤決策的責任；當一種決策帶來惡果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