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又起源於所謂“約法”之爭。原來當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之初，蔣氏以戰勝餘威，竟不經中央黨政機構會議，擅自通電聲言制定“約法”，開國民會議。中央要人如吳稚暉、楊永泰、張群之流，都附和蔣氏，唯胡漢民獨持異議。漢民堅持黨統，主張訓政，反對約法。加以當時盛傳，蔣先生將利用約法，出任總統，尤為胡氏所反對。二人相持不下。至1931年2月28日，蔣先生突然將胡漢民幽禁於湯山，並於中常會中宣佈胡氏請辭本兼各職。
胡氏在黨中允為*，地位高於蔣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長。蔣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則蔣氏對付他人的手段為如何，更可想見了。這些都可見蔣先生的*、目無綱紀，實為招致黨內外一致強烈反對的原因。
胡漢民被幽禁後，舉國譁然，粵籍中委紛紛南下，集議於廣州，反對蔣先生。國民黨自有史以來，粵籍要員最具畛域之見，其原因或者是由於方言的關係。他們彼此之間，平時雖互相猜忌，然一有事變，則又盡釋前嫌，作堅固的團結。如陳銘樞、陳濟棠爭奪廣東地盤即是一好例。當李濟深被拘押後，蔣先生以利祿分化李的部屬，以陳銘樞為廣東省省主席，陳濟棠為綏靖主任。我軍出湘時，陳銘樞部下的蔣光鼐、蔡廷鍇等，竟自告奮勇，為虎作倀，開赴衡陽作戰。其後，陳部被調往津浦線，參加對馮、閻的戰爭。陳銘樞在粵頓失羽翼，陳濟棠乃排擠陳銘樞離粵。銘樞訴諸中央，蔣先生故意縱容陳濟棠的所為，意在使兩陳相鬥，從中漁利。陳銘樞含恨在心，從此乃暗中積極反蔣。到了胡漢民被囚事件發生，所有粵籍中委又團結一致，銘樞、濟棠也盡釋舊怨，在廣州開會反蔣援胡。
這時廣州方面的實力派為陳濟棠，因而粵籍要人如孫科、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林雲陔、劉紀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陳氏，策劃反蔣，甚至連汪精衛的“改組派”也被邀參加。
粵籍要人並師1918年中山先生護法故事，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開府西南，以與南京對抗。粵方反蔣計劃既定，乃決定自廣西撤兵，並派林翼中為代表，到南寧和我們商議合作，請我方派兵維持粵軍撤退地區的治安。因此峰迴路轉，兩廣化干戈為玉帛，又由敵對之局轉而為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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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事變後廣西之新面貌（1）
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是在5月下旬在廣州召開的。凡屬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委而不願與南京合作的，都紛紛到廣州參加。同時由非常會議議決成立國民政府。推選唐紹儀、汪兆銘、蕭佛成、林森、古應芬、孫科、李宗仁、蔣尊簋、陳濟棠、鄒魯、許崇智、鄧澤如、唐生智、李烈鈞、陳友仁等為委員，汪兆銘為國府主席。通電要求蔣先生下野。
5月28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我也於是日自廣西應約前來參加。粵、桂兩軍二月前尚在西江對壘，今又釋嫌修好，共議北伐大計了。我到廣州時，中樞要人齊集天字碼頭歡迎，握手相見甚歡，前次血戰，似已遺忘乾淨。
新的國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務便是整軍，擬北上討蔣。粵、桂兩軍改編為第一、四兩集團軍。我受任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秣馬厲兵，準備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調兵遣將，預備在湘贛一帶堵截我軍。
1931年夏季，雙方電戰不絕，繼之以動武。唐生智在湘收編的部隊，已和寧方軍隊發生接觸。忽然日軍侵佔瀋陽的警報自天而降，將內戰風雲立時吹散。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蒙不抵抗便將東北拱手讓敵的罪名，全國人心大憤（據說張氏原擬回師與日軍作戰，為蔣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紛電寧、粵兩方息爭對外。蔡元培、張繼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漢民、李濟深在寧先後恢復自由，和平空氣頓形濃厚。廣東非常會議乃推出汪兆銘、孫科、鄧澤如、古應芬、李文範等赴滬，會商寧粵息爭問題。廣東中央提出，如蔣中正息兵下野，粵方當自動撤消政府，雙方合作，一致對外。
12月15日蔣氏終於被迫通電下野。廣東方面遂撤銷國民政府，另成立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暫時黨政最高機構。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
蔣氏下野前，特手令將在滬被捕的鄧演達槍斃以洩憤。於此也可見蔣氏殘忍的本性。蔣氏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洩其胸中的積憤。1927年8月，遭難者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和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這次卻為鄧演達。1949年下野時，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