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雙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6月1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正式*，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並通電全國，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呈文的內容要義如下：
連日報載，日入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規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屬會等，以為今日已屆生死關頭，唯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在昔我中央嘗依賴國聯，而國聯之助我如何？嘗屈辱圖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敵人又加緊侵略矣，中央忍辱負重之苦心，國民非不諒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長此因循，則敵人無饜之求，日甚一日，得隴望蜀，豈有窮期。嗚呼，“九一八”之創痕未復，“一·二八”之腥血猶存。遼、吉、黑、熱四省之同胞，陷於敵人鐵蹄之下，已逾五載，今平津又將繼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國家之土地，先民所遺留，亦民族所託命，舉以資敵，寧異自殺。屬部屬會，以為黃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至誠，籲請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著。國家不亡，公理不誣，則奮起景從者，必不僅屬部屬會也。時不我待，唯實利圖之。迫切陳詞，佇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乃根據這呈文的內容，通電全國，是為“冬電”。兩日後，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和我領銜，再度發出“支電”表示擁護，並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冬”“支”兩電一出，全國震動，是為有名的“六一運動”！
在當時不明內幕的人看來，以為兩廣又假抗日之名，對中央用兵。其實，一看“冬”、“支”兩電的內容，就知道我們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領導抗日，西南當局無對中央作兵諫的行動，也無用兵的意圖，大家只是發一個抗日通電，做個樣子而已。當時中央如置若罔聞，或與西南電戰一番，此事也便消滅於無形，而我們也算慎重地應付了陳濟棠這次的妄動。
不料中央謀粵已久，反間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運動”的發動，正予蔣氏以打擊陳濟棠的機會。先是，自“非常會議”之後，蔣先生即派蔣伯誠為代表，常住廣州。伯誠是個老官僚，善於應酬，與濟棠的部屬過從極密，乘機大施反間之計，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空軍司令黃光銳都和蔣伯誠有勾結。“六一”之後，蔣伯誠在反間上所用款項多至數百萬元。果然“銀彈”效力甚大，7月4日空軍司令黃光銳突率飛行員四十餘人，分駕飛機數十架，飛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通電擁護中央，師長李漢魂亦稱病離職，赴港休養。7月13日南京軍委會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遺缺由余漢謀升任。餘在粵北防地立即通電就職，並宣告率部回廣州。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乃於17日晚間11時約我到其官邸一晤。見面之後，濟棠便說如今大勢已去，他決定一去了之，並勸我回廣西緩圖善後。
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6）
陳氏並當面書一便條，送我大洋二十萬元。是晚即由廣西駐粵辦事處主任王遜志赴廣東財政廳如數提出，交輪運往梧州。陳氏臨別贈金，其情形正與1930年閻錫山解囊相贈相似。因兩廣團結數年，共同維持西南的局面，陳氏一走，便要散夥了，陳氏所贈二十萬元，大概就算是“散夥費”吧。
四
陳濟棠於7月18日拂曉前，悄然離穗去香港，我也於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機徑飛南寧。登機之後，我才感覺到此事殊欠考慮。此時廣東局面已解體，中央特務在港、穗一帶活躍異常，萬一他們事先買通該民航機師，將飛機飛往江西，我豈不立刻成為俘虜了嗎？想到這裡，頓覺悚然。乃默察飛機的航線，如渠真圖謀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槍迫其改航，嗣見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寧，滿以為“六一運動”從此結束，陳濟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罷了，因為當中央於7月13日將陳氏明令免職時，曾附發一電令，宣告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廣西正副綏靖主任，我等也已專電中央表示就職。
孰知我返桂後不久，中央突然變更原意，電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我調往中樞軍委會任職。這突然的轉變，據說是由於時任湖北省省主席、政學系巨擘楊永泰的建議。蔣氏於7月18日自南京飛往廬山，曾接見楊永泰作長談，楊氏乃有“徹底解決廣西李、白，此正千載一時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