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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朝懲貪的慣例，只要是承認了較為可信的貪汙數目，並由家人湊齊了相當於贓款數的銀兩交上，就可以放人。這個追贓過程，叫做“追比”或者“比較”。
若六君子都是貪官，這一點兒錢，家裡隨便一摟也就齊了。可他們人人是兩袖清風，如何有法子“退贓”！須知當日的一兩銀，可不是今日一元錢能比得上的，我們也就知道了這分量有多重。當然借款也可以還贓，但君子之交，也大都是君子，哪裡有肥得流油的朋友可求助？且高壓之下，人人畏避，即便是央告借款，也是萬難！
六君子據理申辯，許顯純根本不聽，只說這數目是汪文言所供。眾人提出要與汪文言對質，許顯純冷笑道：“文言已論罪處死，諸位於地下再與他對質吧！”
死無對證，你們能怎麼樣？
汪文言是條漢子，他絕對不可能誣陷六人。這些“贓款”的數字，都是徐顯純編好後，寫成供狀，趁汪文言被酷刑折磨得人事不省，抓著汪文言的手指畫了押，以此斷成“鐵案”，然後把汪殺死。
由於魏忠賢最恨楊漣、左光斗（自移宮案時就恨起），所以給他倆就編的比較多。同時，魏忠賢和徐大化又最恨顧大章（因幾次跟他們對著幹），結果給顧大章編得就最多，讓他成了六君子中最“貪婪”的一個。
顧大章過去當過刑部主事，待下屬相當仁義，如今入獄，獄卒見了都不忍，紛紛叩頭掩泣。
恰在這幾日，詔獄院內的土地廟前，有一株大樹上長出一支黃芝，豔麗異常，觀者皆以為奇。有獄卒認為這是吉兆，竟跑去向顧大章道賀，說沒準兒不日就可釋放。
顧大章卻不以為然，嘆道：“芝乃瑞草，今困於此，吾六人其不終乎！”（顧大章《獄中雜記》）他有預感，怕是今生也難走出這虎狼窩了！
那麼，按照許顯純的說法，汪文言供出了六君子受賄，這幾筆數額巨大的銀子，又是誰向他們行的賄呢？
是熊廷弼。
這個名字，在本書的前面，已經出現過幾次了。要講清楚東林黨的故事，這個人是無法繞開的。
熊廷弼，字飛白，號芝岡，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時遷居江夏，後來世代為農。他從小聰穎好學，但家境不好，常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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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案和蒙冤的名臣熊廷弼（2）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熊廷弼29歲，舉鄉試第一，次年登進士。當了官以後，他清正廉明，熱心賑濟災民，從萬曆末年開始，兩度任遼東經略。
可他現在卻是個罪臣。因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初廣寧失陷，他有責任，被問成死罪。眼下正關在監獄裡，等候問斬。
統帥失地，被砍腦袋，似乎也是罪有應得。但是熊廷弼這一案，本是個天大的冤案。熊大人和孫承宗一樣，出身文臣卻知兵，對遼東做過周密的戰略部署，其功勞和能力都不在孫承宗之下。之所以兵敗，之所以被問罪，是因為他沒有孫承宗那麼幸運，他“上面沒有人”——尤其是沒有一個皇帝做靠山。
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熊廷弼奉命巡按遼東，這是他第一次與遼東結下不解之緣。其時，遼東鎮守總兵官李成梁和巡撫趙楫棄守寬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白送給了建州女真，還強逼邊民6萬戶徙於內地，然後以“召回逃人有功”為名，向朝廷邀賞。這麼大個事，想瞞住所有的人當然不可能，有人很快就提出懷疑。
於是，萬曆帝授予熊廷弼巡按御史職（監察部特派員），派他去遼東察一察。
熊廷弼到任之後，立即進行實地勘界，然後上疏朝廷，指出趙楫、李成梁之罪，就是殺頭也難抵其罪（萬曆帝對李成梁的信任，絕非一般，因此沒有采納這個意見）。此後，熊廷弼又到遼東各地察看，“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
有了調明代邊牆查，就有了發言權，他為防範建州的努爾哈赤制定了“實內固外”和“以夷攻夷”的方略。“實內”就是屯田，搞生產建設兵團。“以夷攻夷”就是發動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諸部來鉗制努爾哈赤。
萬曆帝見他說得好，就乾脆授權讓他來主持屯田。
熊廷弼不僅有謀略，在實幹上也很有一手。他先後主持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