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肯定的語氣答回答：“科學化驗的結果顯示，所有物證都與羅訥有關。”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我心裡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據。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後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的記者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訊息。”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訊息，也漸漸散開。我正準備離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隨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誌》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我半天。我面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您個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並不是什麼名人，沒有什麼好寫的。”
“不，”她打斷我的話，“您從臺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的主管，您本人的奮鬥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
她搬出了一大堆理由，最後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採訪，便和她走到法院門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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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獲勝
後來，經過媒體宣傳，大家都在關注大陪審團是否會正式起訴羅訥。
就在大陪審團要宣佈正式起訴羅訥的前幾天，我收到辯護律師的電話。他詢問，能否帶他的專家證人來參觀警政廳化驗室並和我討論一下化驗的結果。
以往警察部門將化驗室視為禁地，從來不對外開放參觀，更何況是被告的辯護律師。但是在我出任化驗室主任後，我將化驗室對外開放，包括辯護律師都可來參觀，這樣有利於建立化驗室的公信力。現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化驗室都開放給民眾參觀。
我帶辯方律師和他們的專家參觀了化驗室，向他們解說了化驗過程及檢驗程式，同時還與他們的專家討論了所有指向羅訥的化驗結果。
幾天後，大陪審團認為羅訥犯案的證據信而有證，而宣佈正式以強姦謀殺罪起訴羅訥。不久，辯方也認為證據無懈可擊而認罪。羅訥因為強暴並殺害喬安娜，被判30年的徒刑。負責這宗案件的法官在結案時請求將本案的兇刀保留展示，他說：“這把刀有歷史性意義，它是康州首件用科學方法來破案及定罪的重要證據。”
太太失蹤了
康州有一個名叫“新鎮”的小城市，依山傍水，景色秀麗，離紐約很近。許多紐約上班族都住在這裡。其中有一姓克拉夫茲的家庭，先生理查是美國東方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太太海倫是來自丹麥的貴族家庭，當時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兩人結婚多年，育有三子，大的8歲，小的才3歲，都非常聰明可愛。由於他們經常離家且工作頻繁，於是從蒙大拿州請來一位保姆照顧孩子。
克拉夫茲夫婦往往出差1個星期後，就可以在家休假1個星期，因此他們一有空就帶小孩參與社群的各項活動，與鄰居保持良好的關係。理查還擔任義警，協助警察巡邏，他也是社群活動中心的防身術義務教練。他們夫妻也算小有地位和名氣，許多人都羨慕這個恩愛幸福的家庭。
1986年11月30日，海倫沒有去上班，也沒有打電話向公司請假，主管打電話到她家裡時，是理查接的電話，他也表示驚訝，因為感恩節前後是航空公司最忙的季節。“海倫幾天前就匆匆離家，我還以為她是在加班呢……”
不過，他在電話裡說，不必過於擔心，海倫可能趁假期回丹麥孃家，因為岳母大人最近身體不好。他還笑著說，海倫已經過了離家出走的年齡，一定是臨時有事趕不回來。
但是當公司同事打電話到丹麥時，海倫的母親卻說女兒沒有回孃家。海倫的主管轉告理查時，理查開始緊張，因為以往海倫不管出差幾天，有空就會打電話回來問候家人和小孩，現在已經有1個多星期杳無音訊，下落不明，並且又證實沒有回孃家，那麼海倫究竟在何處？
他們決定報警。警察局馬上列為人口失蹤案，派了一名刑警前往克拉夫茲家瞭解情況，理查也請求警察局全力以赴，並向刑警描述了他最後見到海倫的情形：11月18日下午，海倫從德國飛回美國。到家後，全家人一起吃了頓晚餐。飯後，保姆下班外出約會，說要很晚才會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