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的統計，至少有200位專家，並說這一數量近年內會成倍增長。（轉譯自《盧斯時代的中國形象》，第279頁）
與此同時，盧斯希望能親自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透過中國在倫敦的大使館申請簽證，但直至去世他也沒有接到答覆。毫不奇怪，在中國當時的局勢下，他這樣一個人顯然是不受歡迎的。
關於盧斯與中國的關係，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遠非幾句話能夠闡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輩朋友和共事過的《時代》編輯，研究他的專家，在不同時期的專論中，對他的評說也各有差異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時代》的幾位著名記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盧斯和他的帝國》的作者，都批評過盧斯，認為在40年代末期美國“失去中國”的歷史事件中，盧斯乃至他的雜誌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看法過去基本上是一邊倒的聲音，但1990年出版的《盧斯時期的中國形象》則持不同看法：
從90年代的觀點來看，盧斯關於中國的判斷，看上去並非太錯。他對中國人的理解，對蔣（介石）的窘境和毛（澤東）的行為方式的理解，遠比白修德、斯萬貝格以及無數譴責過他的中國觀點和編輯方針的批評家都要清晰得多。遺憾的是，盧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時代》年度人物選定鄧小平以及對他的改革政策的報道，也沒有看到西方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革命的重新評價。不過，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會感到驚奇的。
解讀一個歷史人物實在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何況是擁有《時代》、《生活》雜誌這樣一個媒體帝國的盧斯。在本書後面關於中國封面人物的內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對一個個人物的描述中，他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也會更加清晰地凸顯出來。
在1965年發表的舊金山演講中，盧斯引用了英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