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戰犯管理所的溥儀，又一次來到長春——昔日“大滿洲帝國”的首都新京。他在日記中記錄此時的心情：
6月9日早晨從哈爾濱出發，下午3時許到了長春。當我們這列火車一開進長春站，我的心又陡然沉重了起來，好像被縛上一個大鉛坨子一個樣。等到下了火車，走出了長春車站，親眼看到了長春市民時，我的那顆心就愈發沉重得幾乎要把心絃都墜斷了一樣，就和我在哈爾濱乍一進入東北烈士紀念館時的心情一般無二，簡直使我不敢抬頭去看一切人們的臉。本來嘛，自從1932年在這裡當上“偽執政”，一直到1945年敵偽一齊完蛋為止，我都是盤踞在長春的。可以說那裡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寸土地，都和我的骯髒罪行有著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凡日寇所犯的罪行，都是和我的罪惡分不開的。因此，我到了長春，心裡懷著鬼胎，就如同盜竊的人，一旦被人給領到被偷人家中去一個樣，這時心中的驚慌、羞愧、恐懼和難過等心情，都交織在一起。（《愛新覺羅·溥儀日記》，第79—80頁）
溥儀去世於1967年，正是“文革”大動盪之時。過去關照過他的要人們，已自顧不暇，無法顧及他了。據最後為他治療的張崇信醫生的回憶，溥儀最後一次因腎病發作，住進北京醫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同病房還另有一位西藏活佛：
溥儀住院期間，沒有親朋好友來探望，只有李淑賢經常來照料他。溥儀的視力很差，戴著厚鏡片眼鏡看東西還很吃力，經常可見李淑賢讀一些可能是書信一類的東西給他聽。他的記憶力更糟糕，多次發生上廁所忘了帶手紙，不拿飯碗就去盛菜之類的事。
後來，溥儀的病情惡化，小便也發生困難。有一次，溥儀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賢在一旁抽泣，活佛則照舊坐在床上無動於衷。在這種氣氛中，我給溥儀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