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頗感意外地發現，有的外國商人從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的角度出發，對日本入侵東北的行為持贊同態度，他們樂意看到中國出現分裂：
幾家洋行裡的中國通對事態的發展絕對樂觀。當我告訴他們我對旅途所見所聞的反應時，其中一個對我說：“你不懂中國人。”我們正站在“上海俱樂部”著名的“世界最長的酒吧”旁，這對錶達我對中國局勢的意見來說，不是個合適的地方。
“你不知道，這正是需要有人打擊一下那些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時刻。不論是‘白黨’或‘赤黨’，他們都需要吃這樣的苦頭。自從1924年起，他們確實得勢了。他們覺得他們有力量，驕橫起來。你知道，反帝國主義者要自己管理一切，如我們上海的公共租界。他們還要管理我們辦得很好的海關和鹽務署。在他們分裂為兩個陣營之前，他們真的強大了。”
“強橫得怕人。”他嘆了一口氣補充說。（《紅色中國的挑戰》，第13頁）
70多年後，在讀這些外國商人的幸災樂禍時，不由得感嘆當年中國的分裂和危機，有難以言說的悲涼。
當時，有一位來自美國的亞洲學專家生活在北平，所見所聞也令他感到困惑和失望。他是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幾年後，他將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委派，再度來到中國，出任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問。他在回憶錄中曾這樣寫到1934年前後他在北平的觀感：
像那時生活在北平的許多其他外國人一樣，我越來越感到沮喪。我認為，我們在北平認識的少數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非常無能。他們所能想到的就是：“為什麼美國人不能採取行動制止這種局勢呢？”或者“為什麼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