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棄了這些嗜好。當他的朋友們聚在一起表示反對時，他大呼道：“我已拋棄這些生活，要真正為國家服務！你們說是我的朋友。朋友！呸！向天發誓，我再也不會把你們當朋友。你們不為國家服務，不為民眾服務，不是我的朋友。滾出去！不要再來了！”
懷著一種虔誠的、脫胎換骨的負疚感，蔣投入到中華民國之父——偉大的孫逸仙博士領導的實際戰鬥之中。
接下來講述一段蔣介石向孫中山請纓攻打惠州的故事：
問題在於如何攻打惠州。孫博士的將軍們認為不可能。蔣介石請求面見偉大的孫博士，向他面呈自己的計劃。
……
蔣指揮攻城戰鬥。他的10000人軍隊有9100人陣亡；但他攻下了惠州。奇怪的是他沒有受傷，在此次自己的部隊遇到巨大傷亡之後，他的威望反倒大增，因為他身先士卒地一起參戰。
這位改過自新的罪人，現在成了一個強大的英雄。凱旋之後，他退隱到一個寺廟裡沉思冥想了3個月，此事後來他反覆提及。1922年，他到了莫斯科，擔任孫博士的軍事聯絡官，當時孫已經決定為了實現以民族主義，即“中國是中國人的”，來征服中國，準備接受任何強國的援助。（《時代》，192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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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三章（8）
這裡顯然將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情剪輯到了一起，且具有中國說書一般的渲染與誇張。孫中山召見蔣介石是在1922年6月，當時孫中山在廣州被軍閥陳炯明圍困在“永豐艦”上；蔣介石率領東征軍攻打惠州是在1925年春天，而此時孫中山已到北京，病入膏肓。或許是素材來源有誤，或是故意追求一種戲劇性效果。不管怎樣，《時代》之所以選擇蔣介石，一方面是他已經成了中國最有實力的“國民黨軍閥”，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洋鬼子”注意到他與共產黨逐漸拉開了距離，而這正是他們所願意看到的走向：
儘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蔣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