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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驚訝地聽著他的話。難道美國國土安全部還有義務為我們的婚姻出謀劃策嗎？就在達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的審訊室裡面？
我很快緩過神來，給出了另一個明智的解決方案：“湯姆警官，假如我能夠找到一種方法，透過僱用斐利貝而不需跟他結婚，你看怎麼樣？我可以以員工的名義把他帶進美國，而不是作為我的丈夫嗎？”
斐利貝直起身子，大聲地說道：“親愛的，這真是個好主意！”
湯姆古怪地看著我們倆。他問斐利貝：“跟我說實話，你真的希望這個女人成為你的老闆，而不是妻子嗎？”
“上帝啊，當然了！”
我可以感覺到，湯姆正在努力剋制著自己朝他大吼：“你們他媽的這算什麼事兒？”但他的專業本能阻止了他。他只是清了清嗓子說：“不幸的是，你剛才的提議在這個國家是不合法的。”
斐利貝和我再一次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癱坐下來，情緒低落地沉默著。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再次開口了。“好吧，”我承認自己被打敗了，說，“我們把這事了結了吧。如果我現在嫁給斐利貝，就在你的辦公室裡，你會讓他進入這個國家嗎？也許你們的機場里正好有個牧師能幫上忙？”
生活中總會出現這樣的時刻：一張凡人的面孔往往可以閃現出神的光輝，現在就是這種情況。湯姆，那個面容疲憊的、挺著大肚子的、佩戴著德州國土安全部標誌的警察朝著我笑了，帶著一絲的悲涼、仁慈和同情，看上去與這個陳舊而冷漠的房間格格不入。在那一瞬間，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牧師。
“哦，不，不，”他溫和地說，“恐怕這樣做是不行的。”
現在回想起來，湯姆當時應該很清楚斐利貝和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甚至比我倆知道的還多。他也很清楚，想要得到一個正式的美國結婚簽證絕非易事，特別是在這麼一個“邊境事件”之後。他甚至可以預見到全部的麻煩事：我們需要找律師，至少在三個大洲的三個國家裡準備好所有必要的法律檔案；斐利貝居住過的每一個國家的警方報告；還有成堆的私人信件、照片，以及其他可以用來證明我們關係的私人物品（諷刺的是，這樣的證據根本不存在，因為就像銀行賬戶一樣，在經歷過糟糕的婚姻生活之後，這些細節的東西我們都是分開的）；他的指紋、疫苗接種情況、肺結核的胸透結果；美國大使館的簽證談話記錄；我們可能還不得不找出斐利貝三十五年前在巴西軍隊服役的記錄；在等待這個結果出來之前，斐利貝還必須花大把的時間待在國外，等等。最糟糕的是，儘管作出了所有這些努力，我們依然不知道美國政府（從某些方面來講，它就像一個嚴厲而古板的父親）會不會接受這個男人作為自己親生女兒的丈夫。
婚姻的奇妙之處（7）
警官湯姆已經預見到了這一切，而且事實上他也很同情我們的遭遇，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應該說，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會在自己的書裡稱讚一個國土安全部的警察，僅僅因為他對我們表達了個人的同情。但是湯姆畢竟還做了一件好事（就在他給斐利貝戴上手銬，把他丟進達拉斯國家監獄，讓他整晚都待在關滿了貨真價實的罪犯的號子裡之前）。這件事就是：他給了我和斐利貝整整兩分鐘的獨處時間，好讓我們可以相互傾訴別離的痛苦。
當你只剩下兩分鐘來與自己最愛的人告別，而再次見面又遙遙無期的時候，你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傾吐出來，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和做什麼。在這兩分鐘時間裡，我們迅速制訂出一個匆忙的計劃。我先回到費城的家裡去，退掉我們租的房子，處理好所有的傢俱，然後找一個移民律師開始辦理各種法律程式。斐利貝會被關進監獄。然後流放回澳大利亞——當然，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流放”。（請原諒我在這本書裡使用“流放”這個詞，但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形容把一個人趕出一個國家的行為）。因為斐利貝從來沒有在澳大利亞生活過，也沒有房子或是其他財產，所以他會盡快地安排好一切，然後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比如說東南亞。而我在結束了手上的事情之後，也會跑到地球的那端去和他會合。在那邊，我們將共同期待那不確定的未來。
斐利貝在紙上寫下他的律師、成年的子女，還有生意夥伴的電話，這樣我可以把他的情況通知給她們。我把手提包翻了個底朝天，發瘋似的尋找他在監獄裡可能用到的東西：口香糖、我所有的現金、一瓶水、一張我們的合影，還有我在飛機上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