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滿足感的生動寫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紀早期的反女權主義文學作品中反覆出現。年長的哥哥成為父親和丈夫的代理人，充當著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導者。對於飽受身份危機之苦的男性來說，將自己想象成模範可以使自己恢復信心和勇氣。
體貼的姐姐將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進步之中。歐內斯特？勒南對他的姐姐昂裡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裡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歐內斯特大12歲，從童年早期就開始對勒南實施極權管制。作為一位教師，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蘭工作過，為了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當中，她數次拒絕了結婚的建議。她的積蓄使歐內斯特能夠從事自己的學業和研究。1850年，姐弟倆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對我的工作滿懷期望，這種期望甚至是極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邊一坐就是一個小時，屏息靜氣唯恐打擾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將我們倆臥室隔開的門始終是敞開著的。”昂裡埃特對她的弟弟影響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對我來說，她是一個無可替代的秘書。她將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寫複製，並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賴她作為我個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儘管她自己也建議弟弟該結婚了，但當歐內斯特開始戀愛時麻煩還是來了。“當她告訴我，我和另外一個女人結合的時刻就是她離開的時刻時，我渾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歐內斯特結婚後，昂裡埃特將她的情感需要轉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來。勒南寫道：“她身上充盈著的母愛在這裡得到了釋放。”他還以一個偉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寫到了姐姐和妻子間不可思議的關係：“她們每個人在我身邊都有單獨的位置，既沒有分享也沒有排斥。”然而，昂裡埃特再也無法重新獲得那種單獨與弟弟在一起時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滿懷熱情地陪同弟弟前往敘利亞，但在那裡她卻迎來了死神。歐內斯特寫道：“那一年，實際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沒有淚水相伴下度過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獎賞。”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為核心向外發散，形成的是血族關係的網路，其規模程度依家庭型別、住宅特性、移民和社會環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紀，數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實體形式，即便是在下層階級中也是如此。與大家庭成員共進週日晚餐是一項慣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農村地區，祖父母長久以來一直是與他們的孩子和孫輩們同住的，儘管當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時這種安排會變得問題叢生。在城市中，這種情形不那麼普遍，因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麼多人，不過有時孩子們會臨時性地向年邁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們通常會與先輩們保持著聯絡，尤其是母親家族這一方。年幼的孩子經常會被託付給長輩照看，而孩子們也會照顧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這種牢固的關係在逐漸弱化，被孩子們拋棄的父母在救濟院中面臨著死亡的恐懼。因此，在所有的社會階層中，老齡問題都在變得越來越尖銳。在熱沃當，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濟，憂鬱的他們更希望能有一種體制來維護他們的生活權益。
在掙工資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後獲得養老金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門，他們的要求甚至被呈遞給當局。1907年，救濟院裡的人給內政大臣寫信：“難道我們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樣，享有生活的權利？我們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國家保護、未來有國家養老基金作保證的職業群體一樣享受同等的好處？”法國總工會拒絕透過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導致的結果，而不是對得到絕大多數工人支援的論調的對抗。老齡成為了一種“風險”，人們希望能夠確保自己抵抗這種風險的願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樣，這樣的事實既表明了家庭內部團結的弱化，也表明了對人類生命跨度的理解發生了變化。根據喬治？桑德的祖母的說法，這種對老齡的意識是由大革命引發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變化。
祖父母參與到他們孫輩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離而定。傳統意義的教育責任被解除了，祖父母們可以縱容孫輩，成為愛玩兒的祖父、祖母，和孩子們一起享受樂趣。但有時他們也會替代那些生病或殘疾或因某種原因必須出國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們的職權。亨利？貝里的母親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蓋農撫養大的。奧羅爾？迪潘是由像父親一般的祖母進行教育的。埃利謝？萊克魯斯直到8歲時還是由像父親一般的祖父母照看，他們對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