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程式，人類繁殖（即皮埃爾？布林迪所指的那個意義）就是這些程式的自然結果，這些程式雖然在操作中是確定的，但不應該妨礙個人以各種方式服從或反叛的自由。
由於移民，古代鄉村地區曾經一度盛行的近親結婚在19世紀減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約束。19世紀早期，阿韋爾格納和利穆贊在巴黎與鄉村之間定期來回往返，他們在城市裡同居，卻在鄉下結婚。馬丁？納多也是這樣，他在鄉下結婚一部分是因為個人吸引力（一個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著迷），一部分是因為他必須小心謹慎地服從父親的意願。
因為比女人有更大的靈活性，男人可能是放鬆限制最大的受益者，這個假設被馬丹？塞加朗對厄爾省弗雷維地區的研究所證明（參見下表）。
弗雷維地區本地居民之間的結婚情況（％）
時間 男人 女人
1753～1802年
1853～1902年
早在19世紀70年代，城市中的社交活動便逐漸增多，無數人口統計學研究（如甘岡、波爾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區）顯示，與其他城市的人結婚的比例在穩步增加。很快，城市社群變成了一座鄉村。在19世紀的貝爾維爾，“男人和女人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空間內相遇並結婚”，不拘禮節的親密代替了社交生活，傳送眼神、互相交談和打情罵俏打破了舊式禮儀。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資產階級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團體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規則便是同族婚配，如魯昂從事棉花貿易的新教實業家族合在一起，簡直可以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團。在簡瓦丹，婚姻要遵循嚴格的規則，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財產、嫁妝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實行。將來要繼承遺產的兒子與年紀較小的女兒結婚，而帶有嫁妝的姐姐則與小兒子結婚。
工人也要遵循這種交換原則。在里昂地區，玻璃廠、綢帶廠和金屬製造廠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內尋找結婚物件，結婚時邀請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與私人生活互相影響，與職業、家庭及地區緊密相連。這種“同族婚配”制在聖夏蒙的綢帶工、吉沃爾的玻璃工以及巴黎聖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們的技術和激進的政治傳統都是代代相傳的。
在社會流動性不大的團體中，人們對等級上的細微差別非常敏感。瑪麗是一個19歲的手套工，來自上維埃特省的聖朱尼昂，她的住所對面住著表哥，一個割羊皮的皮革工，這在手套製造業中是一種比較高階的技術。據一個研究瑪麗家庭的學者稱，在這兩位年輕人當中“根本沒有浪漫”可言，“因為在工人的等級中，瑪麗要比她表哥低上許多，根本不可能考慮婚姻”。
這些人對於什麼是不言而喻的嫁妝非常敏感。勤勞的僕人和工人對於能夠當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來自里昂的諾貝爾？特律甘這樣的年輕工人，則省下錢來支付賬務或者用來做生意。女人在下層階級中的角色就是一個儲蓄機構。
1828年，《爭論報》報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發的犯罪。一個年僅19歲、來自裁縫家庭的女工被一個20歲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著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們的婚事。她父母開了個會，認為這個年輕人既不真誠，也不能幹，因而不能娶他們的女兒。她父親不喜歡年輕人的長相，“他長得不像一個裁縫。”女孩後來作證說，“從外表來看，我認為我挺喜歡他的，但既然我父親反對這件事，我就拒絕了他。”遭到拒絕後，年輕人怒火中燒，他的願望被這個家庭鋼鐵一般的意志阻擋了。許多19世紀的犯罪案例都是因為不可能的愛情而引發的。
婚姻與家庭（3）
對於小資產階級家庭來說，合適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會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戰略謀劃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當中不太明顯，他們都尋求與他們地位之上的人結婚。例如，郵差不願與同事結婚，因為他們在夢想找一個不必工作的妻子。許多女郵差終身未婚，因為她們反過來也不願與體力工人結婚。對於婦女來說，獨立的代價通常就是孤獨；而對於一個正在向上爬的男人來說，金錢並不比女人的階級、聲望、家庭主婦的資質甚至美貌更重要。夏爾？波瓦利被愛瑪所吸引，因為她打著一把陽傘、面板白皙，而且像一個“城市小姐”，受過“良好教育”。他很有錢，能夠給漂亮妻子僱一個女傭，以免除她的家務之苦。
婚姻是由親戚（比如做媒的姑媽）、朋友、牧師和其他人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