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剛剛登基的皇帝都必須要思考的首要問題；同時也是剛剛就任首輔（大司馬大將軍）的王鳳需要考慮的問題。
在新皇帝和新首輔之間，必定會存在著微妙的權力衝突。
元帝駕鶴西去後，留下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宦官石顯把持著中央權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張譚在石顯面前唯唯諾諾；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雖然擁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雙重身份，可謂位高權重，但似乎很難獨當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漢王朝並稱“三公”，是分別主管行政、軍事和監察的最高首腦。
按西漢初年的體制，太尉雖然是名義上的三軍總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揮軍隊，實質上只是皇帝的首席軍事顧問；但是，一旦遇到周勃這樣的人物，便有可能從“徒有虛名”一躍而為“名副其實”。武帝對這個官職進行過頗具創造性的改革：改太尉為“大司馬”，並在其後冠以“××將軍”之號。他的動機大概是為了避免軍權過於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這個好主意，讓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二人共同擔任“大司馬”一職，分別稱為“大司馬大將軍”和“大司馬驃騎將軍”。大司馬是加官，本身並無印綬和府屬，於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非常設的官職，主要授予掌握輔政重權的外戚。
由於元帝生前做了許多年的“甩手掌櫃”，使得石、匡、張三人完全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閉環”。既然元帝可以“甩手”，從理論上講，他們也完全可以讓新即位的成帝繼續做“甩手”。果真是那樣的話，恐怕成帝的結局便不會有元帝那麼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為一個“靠邊站”的傀儡。
匡衡的後臺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張譚則是石顯為了打擊馮野王才臨時推出的一個人選。他們二人與石顯都沒有很深的利益關係，只是出於畏懼才處處讓著他。史高去世後，史丹一心擁佑太子；張譚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當年的太子少傅，雖說算不上元帝鐵桿的馬前卒，但至少不會為了石顯而與新君相對立。
另一方面，石顯一黨在朝中的“群眾基礎”極差，他的“黃金搭檔”恭弘已經去世多年。石顯的同盟中，稍微有點兒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顯本人也曾積極擁護太子繼位。
成帝發現，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權力，才能真正把實權攬入手中。要打破這個格局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處理石顯；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來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黨。這樣的話，便會“送走一個強盜迎來一個土匪”——必須讓兩個以上的勢力共同分享新的權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間權衡，掌握主動。這是基本的政治常識。
但成帝的困難在於，除了大舅王鳳之外他幾乎沒有可用之人。
史丹倒是具備足夠的份量，但也有兩個問題：一是他對後房妻妾的興趣遠遠甚於朝中繁重的政務；二是他已經與王氏集團結成死黨，如果同時重用他和王鳳，無異於重新形成一個新的“閉環”，再一次把皇帝邊緣化。
在王鳳與史丹之間，成帝只能選一人。王鳳身為帝舅，並且身居首輔，名正言順（西漢王朝有外戚輔助的傳統），更重要的是王鳳在朝中還遠遠沒有形成氣候，不像史丹那麼堅若磐石。況且，如果王鳳不出場，太后王政君那兒也通不過。
躊躇滿志的青澀新君（2）
推出王鳳，但又要避免王鳳成為第二個石顯，可行的辦法是再推出一個人來和他並駕齊驅。成帝只有張禹這麼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於是，張禹便成為肩負成帝期望來制衡王鳳的最佳人選。
成帝即位後，一方面以首輔王鳳領尚書事；另一方面，也把張禹從東平國召回來，以帝師的身份賜爵關內侯，拜諸吏（加官）、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尚書”是皇帝秘書班子的統稱。所謂“領尚書事”，便是不直接兼尚書令（秘書長）之職，但卻分管尚書部門的工作。
王鳳、張禹二人共同“領尚書事”，便等於共同主持帝國中央的日常事務。
從級別上講，二人懸殊較大。王鳳位居三公之首，而張禹只是一個“準九卿”的級別。“光祿大夫”的職權，可以就朝內外大小事宜發表意見，同時兼任皇帝的顧問，是一個可大可小、可虛可實的職位。作為光祿大夫，張禹在名義上還要接受九卿之一的“光祿勳”的領導，但是，由於有成帝的信賴，專門給了他一個“給事中”的加官，使他可以直接聽命於皇帝的指揮，隨時出入禁中，為皇帝提供顧問應對，